天津五大道

最后更新 2023-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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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剧作家曹禺在《日出》中曾经这样写道:“繁华的街道。路边的法国梧桐树的枝叶已经开始变黄,风吹过,一两片干枯的叶子飘然落地。崭新的雪弗莱汽车在街上飞驰。人力车、有轨电车、排子车、卡车都被甩在后面。”在民国时期的中国,很多人都会认为这样的场景只能发生在上海,然而曹禺所讲的恰是天津的景貌。那时的津沽烟华鼎盛,名流云集。经过岁月的磨砺,如今的天津早已改变了她原先的模样。人们只有在一片被统称为“五大道”的街区中,才能找到往日的气息与痕迹。

    天津是中国乃至世界上唯一一座曾有九国租界的城市。在这里,街市中的柴米油盐与舶来的时尚风情相容共生,成为中西文化相互包容汇聚之地。这片在天津中心市区、以中国西南名城成都、重庆、常德、大理、睦南及马场为名的五条街道,正是天津“洋”的那一面的缩影。

    天津市在历史上是有九国租界,这九国租界的总面积是天津老城的十倍,所以说天津的版图基本上都是由租界组成的。在全国12个有租界的城市当中,天津的租界面积最大,国家也是最多的,在全世界也是唯一的。

    历经百年积淀,如今五大道留下的不仅仅是一幢幢房子,还承载一段难以忘却的历史。漫步在人车稀少的马路上,幽静得只能听见鸟叫。一幢幢造型各异的小洋楼,让人感觉仿佛徜徉在格调清丽的画廊之中,又仿佛穿越了时光隧道,置身于民国时期的租界地,品味着乱世中难得的安宁。

    穿过暗红色的大门,再沿着木制楼梯拾级而上,我们走进了五大道核心区的一户人家。主人姓张,是一名国有企业的退休职工。70平方米的老房子,面积不大,却布置得满满当当。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强的外祖母就买下这里,全家在这座老宅中已经度过了60个春夏秋冬。

    我外祖母,我母亲,我父母,到我这一辈和我爱人,到我女儿四辈人,前后有六十多年的历史在这儿,可以说见证了五大道它的全盛的时候,非常漂亮的街区。

    与张强一样,今年84岁高龄的马志清对五大道也有着不一样的感情。马老的父亲马奎是抗日名将马占山的长子。“九一八”事变后,马占山将军临危受命,任黑龙江警备司令,组织队伍参加抗战。当局为了安全起见,将马将军的家属接到天津居住。当时年仅四岁的马志清从此与五大道结下了不解之缘。

    这树啊,过去家里就有一棵树,树上还挂着个鸟笼子,八哥都会说话,还会学我祖父汽车叫,汽车的声音特别像,每次一叫,我们的警卫过来开门,结果一看没有……

    马志清对这片街区的记忆开始于30年代的某一天,然而五大道的历史却还要往更早追溯。19世纪末,五大道不过是天津城南的一片沼泽洼地。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散落着一些窝棚式的简陋民居,自从这里被划为英租界的“墙外推广界”后,英国人利用疏浚海河的淤泥填洼修路,并以城市花园的理念将五大道地区规划为高档住宅区。由于天津为京畿之门户,又得交通、海关的便利,再加上租界号称“国中之国”,是政治的避风港,引来清朝皇亲国戚、遗老遗少、各国使节、以及民国初年的军政工商各界要人在五大道争相置地建房,毗邻而居,一时竟有“北京是前台,天津是后台”的说法。

    在马家在此定居之前,徐世昌、曹锟、顾维钧、孙殿英、张伯苓、张自忠,甚至美国第31届总统胡佛、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这些近代史上炙手可热的实力人物都在这里购买了房产。他们或为寻求庇护,或为遥控局势。

    曾经住在五大道的那些社会名流,在设计私人住宅时,大多没有严格遵照西方某一种建筑风格,而是根据主人的喜好,杂糅多种风格于一体,因此文艺复兴式、希腊式、哥特式、浪漫主义、折中主义在此碰撞,形成五大道上风格迥异的建筑模式。

    天津的建筑特点是折中主义比较多,一个原因就是住这些房子的大部分都是中国有钱人,这些人并不懂建筑,于是就把各种建筑模式搁在一个楼盘里。比如,这些达官贵人住进天津市的洋楼里来了,他不懂建筑,他就胡思幻想,你给我房子来个法式墙,德式窗,来个罗马风格的拱门,他的想法很独特,正跟上世纪欧洲折中主义相吻合,所以说这些建筑都非常独特。

    百年风云,时间足够带走一切。无论为了政治目标还是经济利益,当年怀着各种目的在此聚集的显赫人士,如今大都不知去向。而五大道却一直屹立在这里,平静的迎来一批又一批的主人。

    无论是对于土生土长的老“天津卫”,还是对于时尚新潮的“新人类”;无论是对于探古寻奇的背包客,还是对于久居津门的外国人,五大道在不同人的眼中,彰显的是不一样的魅力:这里是祖父的幸福回忆,是安享晚年的老宅子、是极具开发价值的街区、是需要倍加呵护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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