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的若干思考(五)

主讲人 李治安

李治安

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兼任国家社科重点基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南京大学边疆民族研究中心兼职教授,教育部高等学校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委会历史组成员,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天津市历史学会常务副会长。 研究方向为元史、政治制度史。
最后更新 2021-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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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特征,文官政治的高度发达,主要表现在科举制度和监察制度。这个确实是我们中国传统文明给后世留下的非常重要的两个财富,给世界也是,在文官制度方面,我们中国的科举制度留下了非常好的文化财富。现代世界的文官制度很大程度上吸收了中国的科举制度,乃至官吏的管理制度,包括监察制度。我们现在搞这个巡视,实际上历史上好多都是借鉴历史而来的,王岐山就是西北大学历史系毕业的,他有这方面的历史经验,所以他搞得很得心应手,但是这个关键还是魄力,还是敢下手,这些制度我还是很佩服他的魄力的,包括习主席反贪这方面还是(很有魄力)。但是我们的文官制度高度发达的另一面我们也要看到官僚政治过度造成的官本位和学而优则仕的怪圈。其实“学而优则仕”这是孔子的原话,《论语》中间就有一篇是《学而篇》,其实人家原来是“悠久”的“悠”,“悠哉”的“悠”,人家的原意是学习学有所成,有所空闲了,有所长处你可以去从仕去。就是说孔子对他的弟子,包括他所倡导的,他并不排斥社稷、干政、做官,有所余力、有所长处再去。但是后来的发展可就走样了,就真变成这个“优”了。尤其科举之后,就是走的这条路,而这条路又跟官本位连到一块了。贫寒之家可以参加科举是好事,造成社会流动,但是去贵族化对社会等级凝固性的破坏是有作用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有时候一些富人和贵族在贪腐方面不是太积极,穷官,像陈水扁这样的穷官很贪婪的,所以这就是文官政治方面的一个怪圈。所以我倒觉得这个“学而优则仕”最好还是能回到孔子原来那个原意,有能力的人或者是学而有余,适当地从官,但是士不要排到第一,“士农工商”这个次序排得就有问题,就是官本位了。因为你创造社会财富的主要是农工商,社会经济活动还主要是农工商,这个是主要的,士只是个服务阶层,是个公仆阶层,拿我们现在国家(来说),你是个公仆阶层,你怎么能够成为一个支配阶层,这是一个问题。所以这是第三个特征,这个特征应该说是我们不能回避的,也确实是文官制度给世界范围内的贡献还是比较大的。

      第四个特征,伦理的政治化与政治的伦理化。在思想文化方面,我们刚才讲到了四个高潮,讲百家争鸣时期是最辉煌的时期,百家都在争奇斗艳,没有谁独尊的问题,儒家说也是其中一说而已,包括墨子,包括庄子,在当时道家老子都是很盛的。但是我们看到前面四个高潮中间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后来毕竟还是儒家占主导,后边三个发展阶段万变不离其宗,儒学是主导的。所以我们为什么孔子学院这个叫孔子,它确实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但是我的想法就是孔子上去了,但是不要把中国的文化都当作儒学,儒学就是中国文化的一切,也不见得。中国文化还有很多东西,还有老子,还有墨子,还有其他的法家,包括后来的一些发展——理学,包括一些科技上的一些东西。尽管我们的主流学说把科技方面向来是贬低为雕虫小技,像祖冲之也好,郭守敬也好,包括科技大家在历史上并没有太高的地位,所以这也是一个不足。但是从占主导的儒学来说,那四个阶段中间、四个高潮中间始终没变的,当然它们都有很多发展,就是伦理的政治化和政治的伦理化这个是贯穿始终的。因为孔孟的儒学实际上非常重伦理,孔孟儒学尤其是孔子儒学讲仁义礼智信。但是后来的儒学在孔子的儒学基础上就形成了“修齐治平”这种学说,乃至于“天地君亲师”这种学说,成为我们传统社会主导性的文化形态。这种文化形态我们承认在当时来说,积极的作用是主要的,因为中国那么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没有一个修齐治平或者天地君亲师,在那个时代没有一个这样的说法,从精神上、从文化上把它统合起来,有时候非常困难,这个我们应该承认。因为我们不能离开现实,我们现在去说什么,我们评头论足,在当时,2000年来,1000年以前它有很多局限性,我们承认这种都是历史的产物,它存在它就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它这个伦理政治化和政治伦理化的这种特性。拿修齐治平来说,修身齐家,这个家族的东西,实际上放大到国家,家国同构这个东西就有一些伦理的东西。其实政治和伦理,包括文化伦理,它有一定距离,西方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这是四大块儿,我们中国基本就融到一块儿了,这个东西也有它的好处,但是也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包括天地君亲师,天人合一,在这方面也都给捅到一块儿了。对于天人合一,过去实际上天人合一确实它有自然合一,从道家思想上来说,从老子的学说,从庄子的学说上,它确实如此。但是老子和庄子的天人合一和董仲舒时期的天人合一那可是两回事。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是纲常学说,他要立起纲常,是要树起一个天地君亲师的这种次序,而且把君主是对在天子的位置上,所以他跟老庄的天人合一大概是不太一样的。而且这些东西越来越占主导地位,纲常学说实际上到理学家手里还是越来越强化,三纲五常,越来越强大,这些东西都是糟粕。而且这些东西掩盖了很多儒家当时已经很进步的一些说法,比如说,儒家它在道统、君统上它也有一些非常精彩的一些说法。它崇尚道,大道公行,道是至上的。道有道统,君有君统,君主的君,道是道统,尧舜、孔孟这是道统。后世三代过去了,有些君主就有道,中庸(音)也是有道的,君统和道统是合一的;有些君主无道,君统和道统就不合一了,就可能转到一些非君主的一些人身上。比如说,到宋明时期,后世的很多人就把道统就归到朱熹、周敦颐、二程这些人身上了,他们就会觉得道统和君统分离了,这种情况下,士大夫的主要作用是啥?是致君行道。为什么进谏学说那么发达?他要致君行道,我效忠于你,我隐居都是以道为最高原则。这个应该说在儒家的思想里头,这是比较先进的。你看我们道拿到我们现在就是最高的真理。我们不以君主为自然唯一(音),追求一个最高的真理,君主要是有真理,我们也就崇尚这个君主,他重复三代的时候,就说这个君主是有这个道的。而这套东西也是跟改朝换代连在一块儿,为什么有的人就是无道昏君,大家可以推翻他,这就是和道有关。这些理论乃至孟子的“民重君轻”的说法,这些都是非常先进的说法、非常进步的说法。民可以载舟,民可以覆舟,这些东西都可以,都是非常进步的说法。包括仁者爱人,这些说法都是比较积极向上的,都是精华所在。但是在过分的强调修齐治平,尤其是天地君臣这种词语之下,就不再强调我刚才说的“民重君轻”,乃至于“大道公行”这种公理了。所以伦常的政治化也能带来一些稳定因素,在当时来说,不家国同构你能建立什么样的秩序呢?找不出一个太合适的秩序,你就得搞一个家国同构的秩序。但是这种伦常的政治化也带来了一些副作用。

      下面我们讲一下理性的认知,也就是如何对待我们的传统文化,如何对待我们现在越来越热的国学。我个人的做法,有可能我有点搞折中了,我觉得应该“冷”“热”结合。“热”可能是趋势,因为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中国的崛起,中国经济国力的强盛,孔子学院建得越来越多,中国传统文化要走向国外,这个可能是趋势。但是我个人认为还应该“冷”“热”结合,不要走极端,也不要像五四运动那样打倒孔家店,也不要整天搞尊孔敬孔,这个还是应该坚持反思、分辨,弘扬优秀的,扬弃糟粕和过时的,这样让我们优秀的中华文化大踏步地走向世界。否则你走向世界的有些东西糟粕,跟人家其他的先进文化比到一块儿相形见绌,你走不出去,得不到人家的认同,人家一看你那东西不是人家所羡慕的,高不到哪去。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们要想走出去,我们还是要保持一种理性的认知。

      比如说,我们这几年讲的孝道,我是很不以为然,以孝治天下最突出的是汉代和清代。二十四孝实际上大体上主要是两汉形成的,东汉最深。这个“孝”,我们中国的文字是象形字。孝,《说文解字》上讲:“孝,从老,从子,子承老也。”当然这后面还有一个“省”,就是老字的“省”。从这个方面可以看出这不是一种平等关系,老在子上面压着,你孝顺。我们去看看二十四孝那些都是泯灭人性的东西。第一做不到,东汉时候很多就揭露这二十四孝的伪善性,根本做不到;即使做到了也是泯灭人性的东西,根本不值得提倡。我们现在好多地方都把它刻到石头上,当优秀的东西来宣传,这是非常要不得的。这在糟蹋我们先进的中华文明。

      再一个对兵马俑,这我也很有感触。我记得在20年前好像是里根访华的时候,看了我们兵马俑,我们还特意让人家下那样一个俑坑里头让人家参观,他当时还有很多镜头。但是他从西安到了复旦大学做演讲,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当然从重点宣传说兵马俑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中华文明的象征、瑰宝。里根在复旦大学做兵马俑的演讲的时候他就讲了点感言,他讲什么?他说我到西安参观了一下兵马俑,我觉得兵马俑是对人的尊严的亵渎。这个说法我们听起来可能比较吃惊,其实在孔老夫子时期就批判过以人为陶俑陪葬的情况,“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这就是批判把人当作陶俑来殉葬。当然从人殉到陶俑殉这是个进步,但是你把陶俑做成人的形状这实际上也是对人的形象的一种亵渎。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看样子孔老夫子和里根还是有一些普世价值,在这一点上啊,当然其他的我不说,我觉得我们孔老夫子在这一点上说的是对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怎么能够做到理性认知呢?我觉得独立思考、大胆怀疑、小心求证、科学民主,这种精神的弘扬是我们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的原则。我们现在的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这个是不对的,太偏激了。但是五四运动提出的“德先生”“赛先生”,这个是共产党所继承的,我们共产党闹革命不是从这儿开始的吗?所以这个我们还是要坚持,尤其在对待传统文化上还是要坚持。所以党的十八大也提出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我觉得说得非常好,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使中华文化随着我们中国经济实力的崛起,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文化的一极。我觉得我们还是,首先我们国人,尤其是我们学人,南开大学的学人,要保持理性的认知,要把我们的家底清理清理,走出国门别走出去砸招牌,走出去的要是优秀的东西,这样才能够在国外立住脚,才能够真正像毛泽东说的自立于民族之林,那样我们才叫走出国门,我们的中华民族的复兴就能跟我们的经济实力配上套,我们的文化就能够在吸收外国优秀文化的同时,我们再壮大我们文化的本体,使我们的中华文化能够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源头。

      我的讲课就到这儿,谢谢。

    分集列表 (共5集)

    课程简介

    来自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李治安教授从七个方面对本课程作了讲解。前六个问题是讲六个观察古代文明的层面,第七个问题讲中国古代文明的四项特征及对其的理性认知。

    第一个问题是古史发展三阶段与“唐宋变革”。李教授首先介绍了中国古史自成体系的三个阶段:先秦、战国到中唐、中唐到明清,土地制度与赋役制度在这三个阶段的表现是截然不同的。然后介绍了“唐宋变革”的具体表现,如土地私有和租佃制、商业市民化、科举制产生、贵族法权退化以及理学的兴起。

    第二个问题是社会支配势力的变化。李教授分别具体论述了先秦时期、秦汉魏晋时期和唐宋以后三个阶段里,社会支配势力从贵族领主到豪民和世族再到士大夫和富民的转变。

    第三个问题是皇权大统一与东方专制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李教授主要讲到,皇权大统一以商鞅变法二十等军功爵和编民耕战的体制为先导,以君主官僚制、郡县制为基础,以父权宗法、孝道纲常为精神纽带。且皇权大统一建立以来,独裁专制总体上是常态和趋势,同时,皇权崇拜和打倒皇帝做皇帝的观念并存,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

    第四个问题是思想文化的四次高潮。李教授分别从百家争鸣、独尊儒术、三教混存和宋明理学这四次高潮具体分析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史。

    第五个问题是夷夏东西融汇与两个南北朝的对峙整合。李教授指出,中国的华夏夷狄共生并存,多民族多文化间冲突与交融频繁,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这已经得到了史学界的共识。关于融汇的过程,傅斯年教授提出了“夷夏东西说”,李教授在其基础上提出了两个“南北朝”的说法,地域板块两个南北朝的对峙整合,承载了中国社会经济和民族交融的历史发展主线。

    第六个问题是东亚大陆文明与丝路远程交往。李教授主要从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大陆文明的特征和古代中国的对外经济贸易两方面做了介绍。

    第七个问题是古代文明的四项特征及理性认知。李教授首先介绍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四个特征:族群和地域文化上的多元一体、大一统王权主义与周期性兴衰动乱、文官政治高度发达、伦理政治化和政治伦理化。然后谈到现在人们对待传统文化时,应该保持理性认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去其糟粕,在吸收外国优秀文化的同时,壮大中华文化的本体,使我们的中华文化能够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源头。

    (视频拍摄于2014年)

    相关知识点

    土族人戴着面具表演传统的舞剧庄稼其。

    (来源:新华社,摄影:侯德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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