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占主导的儒学来说，那四个阶段中间、四个高潮中间始终没变的，当然它们都有很多发展，就是伦理的政治化和政治的伦理化这个是贯穿始终的。因为孔孟的儒学实际上非常重伦理，孔孟儒学尤其是孔子儒学讲仁义礼智信。但是后来的儒学在孔子的儒学基础上就形成了“修齐治平”这种学说，乃至于“天地君亲师”这种学说，成为我们传统社会主导性的文化形态。这种文化形态我们承认在当时来说，积极的作用是主要的，因为中国那么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没有一个修齐治平或者天地君亲师，在那个时代没有一个这样的说法，从精神上、从文化上把它统合起来，有时候非常困难，这个我们应该承认。因为我们不能离开现实，我们现在去说什么，我们评头论足，在当时，2000年来，1000年以前它有很多局限性，我们承认这种都是历史的产物，它存在它就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它这个伦理政治化和政治伦理化的这种特性。拿修齐治平来说，修身齐家，这个家族的东西，实际上放大到国家，家国同构这个东西就有一些伦理的东西。其实政治和伦理，包括文化伦理，它有一定距离，西方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这是四大块儿，我们中国基本就融到一块儿了，这个东西也有它的好处，但是也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包括天地君亲师，天人合一，在这方面也都给捅到一块儿了。对于天人合一，过去实际上天人合一确实它有自然合一，从道家思想上来说，从老子的学说，从庄子的学说上，它确实如此。但是老子和庄子的天人合一和董仲舒时期的天人合一那可是两回事。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是纲常学说，他要立起纲常，是要树起一个天地君亲师的这种次序，而且把君主是对在天子的位置上，所以他跟老庄的天人合一大概是不太一样的。而且这些东西越来越占主导地位，纲常学说实际上到理学家手里还是越来越强化，三纲五常，越来越强大，这些东西都是糟粕。而且这些东西掩盖了很多儒家当时已经很进步的一些说法，比如说，儒家它在道统、君统上它也有一些非常精彩的一些说法。它崇尚道，大道公行，道是至上的。道有道统，君有君统，君主的君，道是道统，尧舜、孔孟这是道统。后世三代过去了，有些君主就有道，中庸（音）也是有道的，君统和道统是合一的；有些君主无道，君统和道统就不合一了，就可能转到一些非君主的一些人身上。比如说，到宋明时期，后世的很多人就把道统就归到朱熹、周敦颐、二程这些人身上了，他们就会觉得道统和君统分离了，这种情况下，士大夫的主要作用是啥？是致君行道。为什么进谏学说那么发达？他要致君行道，我效忠于你，我隐居都是以道为最高原则。这个应该说在儒家的思想里头，这是比较先进的。你看我们道拿到我们现在就是最高的真理。我们不以君主为自然唯一（音），追求一个最高的真理，君主要是有真理，我们也就崇尚这个君主，他重复三代的时候，就说这个君主是有这个道的。而这套东西也是跟改朝换代连在一块儿，为什么有的人就是无道昏君，大家可以推翻他，这就是和道有关。这些理论乃至孟子的“民重君轻”的说法，这些都是非常先进的说法、非常进步的说法。民可以载舟，民可以覆舟，这些东西都可以，都是非常进步的说法。包括仁者爱人，这些说法都是比较积极向上的，都是精华所在。但是在过分的强调修齐治平，尤其是天地君臣这种词语之下，就不再强调我刚才说的“民重君轻”，乃至于“大道公行”这种公理了。所以伦常的政治化也能带来一些稳定因素，在当时来说，不家国同构你能建立什么样的秩序呢？找不出一个太合适的秩序，你就得搞一个家国同构的秩序。但是这种伦常的政治化也带来了一些副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