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阶段也就是中唐以后的支配势力是士大夫和富民，因为这时候有了科举了。实际上这种士大夫跟过去的世族就不太一样了，过去的世族都是家族形态，门第很高，世代的子弟都是世族，中正给他品评的时候他就很高，他就是高门，就是膏粱，那些低寒的永远都是低寒的。但科举以后可不一样了，这科举还是比较先进的。科举它就是以你一人的科考的功名等级来定你的地位，这个比九品中正制那种品评，那种世族之需，士、寒的那种分野也是有了很多进步性了，这个贫寒之家也可以上升，凭自己个人的本事上升。所以它是以科举为核心，以追逐功名为目标。还有一个，与地产的频繁转移相适应。因为这时候土地私有，我刚才讲了不抑兼并了，土地私有合法化了。因为过去在中唐以前，地主、田主的说法很少，叫什么呢？叫兼并之家，也就是地主还不合法，田主也不合法。因为根据国家的授田制，你每户只能有100亩，超过100亩都是逾制的，但是这时候就无所谓了，放开了。知识成为获取公民和做官致富的台阶，这时候的士大夫根本就不一样。所以唐太宗才说“英雄尽入吾毂中”，这个“毂”就是科举制，天下的读书人都进入我这个圈套了，都在读书、读经、科举路上蹦阶级，都得效忠于我皇帝，都得为王朝服务。这是士大夫。

再一个就是富民的崛起，我们刚才也提到一点，沈垚说的就说是商人子弟才能够成为士人。过去对富民尤其是商人，国家打击得很厉害，直到唐初，这《唐律疏议》中间还有很多抑制商贾的一些规定、法律的残留。但是中唐以后，富民阶层，因为国家不抑兼并了，允许你富起来，国家只征税，不打击了，更多的，国家还跟这些商人勾结起来，所以这一点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士大夫还有一些动向，从庙堂上回到了乡里，为什么回到乡里？起初世家大族的时候，那时候的士族都在乡里，因为乡里搞品评，所以乡里是非常重要的，叫“地望”，非常重视乡里。但一到科举以后，这个科举是掌握在中央那儿，所以他都到中央去，乃至于世家大族的子弟也聚集于长安和洛阳，到那儿科考获得功名。但是到中唐以后，尤其到宋代，取官越来越多了，就难免有些候缺的，或者是守志，家里有丧事，父母有丧事，这就要回到乡里去暂住一段。这样的话，很多有功名或者是候缺的或者暂时没有得到官职的，就返回乡里经营自己在乡里的势力。为什么他要经营在乡里的势力呢？他得办教育、搞宗族、搞书院，以免自己家的差役，培养自己的子弟，让自己的子弟在新一轮的科举竞争中间取得优势。如果你要是不这样，不在地方上经营自己的家庭、教育自己的孩子，你的功名只有你一生，到你的儿子的时候，你没功名了，你没官职了，你就从这个政坛上就跌落下来了，就没有势力了，所以这也是他回到乡里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就是皇权大一统与东方专制主义。皇权大一统应该说是从商鞅变法正式比较成体系地建立起来的。我们都知道，我们过去向来是把商鞅当作我们中国第一号的改革家，确实商鞅这个制度对中国近2000年来的制度的这个体系变动是贡献非常大的，或者影响最深的一个人物。他的核心就是二十等军功爵和编民耕战的体制，把全国都动员起来授田，然后鼓励农民去作战或者是种田，在这方面有了优秀表现就可以得到好的待遇和奖励，乃至军功爵，就可以免役。日本有个学者讲，军功爵这个政策是秦汉帝国建立的基石，我基本同意这个观点。商鞅变法奖励耕战的这套措施，确实是非常重要的。把全国的军事民力全部动员起来，首先是完成了国家的统一，最后建立起庞大的秦帝国，乃至于西汉帝国也基本上是汉承秦制，这套制度还在实行。所以这个时期是皇权大一统帝国，这套体制商鞅是功不可没的。在这方面我们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我们的版图能这么大，我们的中央集权秩序能够延续2000年，商鞅的功劳不可磨灭。当然他建立了这套体系基础就是君主官僚制和郡县制。下面还有一些精神的纽带或者社会的纽带就是父权宗法、孝道纲常这些东西，等一会儿孝道我还要说，我这儿就给大家大致说一下。

在我们中国的皇权大一统建立前后这2000多年来，独裁和专制应该是常态的或者是趋势。有一段是比较开明的，尤其唐宋是比较开明的。我们都知道贞观之治，唐太宗纳谏乃至于两宋皇帝和大臣经常在朝堂上进行论辩，赵宋还有不杀士大夫的约定，但主要是不杀言官，是谏议大臣之类的士大夫。这个确实如此，唐朝尤其是宋代除了谋反的多数犯罪以后只贬不杀，多数如此。但是这种开明专制比较短暂，常态的还是独裁，从秦始皇开始到元明清越演越烈，所以钱穆先生就说中国的君主专制实际上在元明清时候才叫君主独裁专制。他这个说法有一定的片面性，但是讲元明清以后独裁专制最典型是可以站住脚的。元明清贵族势力，尤其是明清贵族势力，宋代贵族势力有可能就（没落了），官僚制度高度发达。更重要的是，在官僚制度、君主专制加强的同时，元明清君臣关系恶化了，臣僚发生了一定的奴化，这个是非常可悲的事情。朱元璋有一句说法，他说，“寰中士夫不为君所用者，籍其家而诛其身”，就是天下的士夫不为君主服务的，把他们家的家财、妻子、儿女全部籍没当奴隶，然后把他杀掉。这应该说是最严峻的君主专制主义了，为什么呢？因为过去在朱元璋以前士大夫都可以隐居的。你皇帝有道我出来侍奉你，你皇帝无道我躲到终南山或者躲到其他山里去隐居起来，而且等着你皇帝延请我，你用公车把我请到京师来，我给你上奏，你赐我官职。这是体现一个明君治世的一个标志，你能把山里的隐居之士能请出来多少，这是证明有道明君、盛世来临，这是重要的标志。朱元璋这时候不来了，你隐居都得皇帝下命令批准，没有官府的批准不准隐居，凡是没有经过官府批准的，要籍没你，要杀你的头。所以这个应该是对我们后世影响比较重的。这个实际上是北方民族的，这不全是朱元璋的，朱元璋只是个人偶然现象，是北方民族带进来的，因为我是搞元史的，我知道北方民族的东西，从成吉思汗乃至于后来的努尔哈赤这样的带进来的东西。北方民族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看清宫戏奴才长奴才短，他就是君臣关系主奴化色彩比较重。

再一个皇权崇拜，我们讲皇权。皇权崇拜在中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皇权确实在中国也有它的机遇，没有皇权，没有中国皇帝，就没有中国的大一统。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也得有这么个皇帝，我们应该承认，秦始皇我们都称为千古一帝，在维护中国大统一上这个功劳不可磨灭，尤其是他奠定郡县制，这个是功劳很大的。当然他的功劳我刚才提到了也是跟商鞅连到一块儿的，他是用的商鞅的办法来维护构建一个大统一的。但是中国的老百姓中间，皇权崇拜和打倒皇帝做皇帝的观念是并存的。我们非常幸运，这种观念，司马迁的《史记》中间就给我留下这样记载，“彼可取而代之”“帝王将相，宁有种乎？”这些都成为我们2000年农民造反、农民起义的主要精神力量。也就是我们的农民平时崇拜好皇帝，但是看到贪官，遇到灾难遇到过不下去的时候，就要揭竿而起。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中国2000年来，尤其是秦汉以后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现象或者社会的潜意识。这个确实也有一些平民皇帝，刘邦过去是个小亭长；隋唐人还是国公出身，隋国公、唐国公还是贵族；到赵匡胤就是一介武夫了，根本不是什么贵族、权贵；朱元璋最可怜，是个乞丐皇帝。这些人都可以当皇帝，所以这一点来说，皇权崇拜这方面，在中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这个还不如日本人家天皇，人家是有个特定的一个当文化符号来崇拜的。我们人人都可以揭竿而起，成者为王败者寇，所以中国这个确实是非常特殊的一些（现象），当然这个问题我等会儿要说。当然这样一来，也营造了一种“权力构建财富、权力营造社会等级秩序”的一种历史轨迹。谁当了皇帝谁就可以营造自己王朝的财富、秩序和社会等级，一朝天子一朝臣。财富，一方面通过农工商自己的经济经营来创造财富，另一方面在中国的2000年来通过权力来营造财富、攫取财富，这也是一个惯例。因为从打天下的皇帝开始就这样了，以及他的功臣开始就这样，他是先有的权力后有的财富，所以这个是我所讲的第三个问题。

思想文化的四高潮。第一个高潮百家争鸣，这个应该说是我们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时代。春秋战国时候的百家争鸣，儒、道、阴阳家、名家、法家等等，这些都活跃在当时的文化和政治舞台上。而且他们所构建的思想文化方面的一些学说，应该是中国2000年来最辉煌、最活跃的宝库，大体上具备了我们传统文化、思想文化的精华。后世除了理学能够部分地超过百家争鸣时代的儒家学说以外，其他的都很难超越它。我们讲的孔、孟也都是这个时代的人物，老子也都是这个时代的人物，庄子都是这个时代的人物。所以这个应该说是中国文化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这个高峰是真正的高峰。

第二个、第三个高峰这个就相形见绌了，但是也不能不提。第二个就是独尊儒术。儒学经学化，实际上董仲舒那时候的儒学跟原来的孔孟之学不太一样，吸收了很多阴阳家乃至称为迷信的很多东西，后来到魏晋的时候有佛道合一的这种玄学。这些不管怎么样总是一种发展，尽管这些发展有些东西，比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是个好现象，文化搞大一统不是个好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