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搞大一统在我们中国的国情下，基本是应该肯定的，文化搞大一统是个问题。但是实际上也统不起来，后来玄学，包括后来的佛教、道教兴起以后，就不是独尊儒术了。

就是我们讲的第三个高潮三教混存了。我们首先应该讲的是佛教传入，这个应该是中国古代域外文化唯一一次大规模的传入。我最后还要讲，最后讲我们的地理环境和文化等去局限的时候要讲。应该说中国在这方面是有些不利条件的，域外给我们的影响相对少，出大于入，我们向外输出的多，受外面影响不是太多。佛教传入以后首先是刺激了中国道教的发展，因为道教真正成为宗教实际上是在东汉以后，我的一个观点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当中有点抗衡人家佛教的意思，中国原本土的宗教。当然有些人认为儒学也是一种宗教，多数人还不这样认为。而且这三教在冲突中间逐渐地混存合流。首先是佛教的中国化，而中国化以后又刺激和丰富了儒学和道教的更新和发展。儒学和道教的更新发展在唐宋两代是非常明显的，造就了一些出入三教的一批文士。乃至于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我们南方不多见，北方我去了几个地方都见到这样的。民间三教同庙共祀，进一个庙门里边，既主供如来佛，一面又是玉皇大帝，这边又有孔子。关圣人就更多了，很多寺院里头都有关老爷，所以这也是三教合流。当然起初抵触很厉害，三次重大灭佛搞得很厉害，韩愈上《谏迎佛骨疏》，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文化事件。三教混存。

第四个高潮还是真正可以和百家争鸣相媲美的一个高潮，这个就是宋明理学。宋明理学在吸收，首先是吸收佛教很多哲理的东西，也吸收道教的很多东西，很多哲学营养改造升华，就追求这种格物穷理。因为我们看看孔孟的东西没有太多哲学的东西，只有到理学这个层面，宋明理学这个时期，我们讲朱熹也好，陆九渊也好，有的人把朱熹比作中国的黑格尔，可以看出他们这个哲学的思维开始大大完善了，而这些东西都离不开佛教和道教的营养。所以文化互相冲击，互相交融，是非常有必要的。独尊儒一种东西，搞大一统，可能这个东西最后就退化了。从儒学的发展可以看到，最后宋明理学之所以能发展到可以真正的和百家争鸣相媲美的一个高潮，就是因为受到了佛教、道教外来的刺激和它自己本身的一种反吸收。

夷夏东西融汇和两个南北朝的对峙整合，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写了三篇文章来写这个问题了，所以我给大家汇报，因为不管怎么样这是我们南开学者在这点上的一个声音。因为关于在文化上，我们现在在文化上、民族上都承认中国的华夏夷狄共生并存，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这个是2000年来乃至5000年来的总的一个轨迹。但是在民族关系上、民族文化交融方面，由于中国地域太大了，而且东西南北地域差异也比较大。我们长城以北是草原，西边也是农耕为次、游牧为主的青藏高原，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才是农耕地带。所以这个民族关系乃至经济的社会关系往往和地域加在一块儿。1934年，傅斯年先生，这也是了不得的学者，是北大文科研究所的所长，也是中研院史语所的所长，号称傅大炮，当时炮轰孔宋这是有了名的，蒋介石都惧怕他三分。郑天挺当时跟他是搭档，郑天挺当时是文科研究所包括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副所长，傅先生是正所长，他们俩人搭档几十年，是很好的朋友。他们的时代应该是非常了不得的时代，像陈寅恪、赵元任这些当时都聚在傅先生和郑先生麾下，都是他们研究所的研究员。所以傅斯年先生在1934年写了一篇重要的文章《夷夏东西说》，他首次提出“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这两系“因对峙而生争斗”，“因混合而文化进展”，这是先秦时期的事，社会主脉搏。他在1934年还提出一点，东汉以后主要是南北关系，但是老先生提出这个论点以后，尤其是东汉以后南北关系，80年来没有人写这方面的文章。我是有点狗尾续貂了，因为说起来我算是傅先生的再传了，因为我的老师是傅先生当时非常喜欢的一个弟子杨志玖先生，他们都是山东人，他们关系非常好。

这个我写了两篇文章，合起来三篇了，就讲东汉以后。我就提出来一个观点，第一个南北朝导致了魏晋南朝政治经济文化模式和北朝唐前期模式300多年的并行或者交错发展，到中唐以后二者整合一体继续向前发展。而这个整合一体几乎和我刚才提到的唐宋变革是同时发生的，为什么呢？我们现在大家在历史课本上都可以看到，一说盛唐就是三大制度，均田制、租庸调制、府兵制三大制度。实际上根据我的研究，三大制度是落后的制度，是北朝的制度，是延续秦汉耕战体制的那个制度；中唐以后整合的南朝方面的一些制度，大土地私有、商业发展这些东西是比较先进的制度。这个观点实际上陈寅恪原来最早提出来了。武汉大学的副校长，也是历史系的老主任唐长孺先生，也是我们建国以后最有成就的中国古代史学家，这是海外学者承认的，因为他在隋唐史和魏晋南朝史方面是有开拓之功的，尤其在东方吐鲁番学方面，我们现在讲丝绸之路，东方吐鲁番学他的功劳非常大。他提出了南朝化的问题，他说隋唐有南朝化的问题，实际上我个人的意见，南朝化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和唐宋变革画等号。因为我们东晋以后南动，我们中华的主要的经济中心逐渐南移了，我们的士大夫的精华包括我们北方的很多大的家族都南移了，汉人的很多家族都南移了，中原出现五胡乱华了，所以文化和政治，文化和经济的中心逐渐的转到东南一线了。当然这时候转到整个江南还有待（讨论），起码转到东南和江汉一线了。

还有我提出了第二个南北朝，第二个南北朝就是辽、金、元和两宋的对峙了。这个也造成了唐后期两宋政治文化模式与辽、金、元以及明前期模式600多年的并行、交错，一直到明中叶以后两种模式才整合成一体，回归到唐宋变革的轨道又重新发展。在这一点上，我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我们都说忽必烈是野蛮民族征服江南，但是忽必烈由于很偶然的原因对江南基本上是没怎么触动，江南南宋那一套大土地以及海外贸易都没怎么触动；反倒是朱元璋把江南祸害得非常厉害，使江南又倒退了将近100年。因为搞海禁就从朱元璋开始的，元朝时候没有什么海禁，跟南宋一样海外贸易是大发展的，是最辉煌的时期。所以在这一点上，当然也有他们各自一些特殊的历史原因，但是不管怎么样，从长时段来讲，就是明前期的那段历史，从社会经济上来说都有一些倒退。到“一条鞭法”以后又转回来才逐步进步的，但“一条鞭法”的时候已经是万历年间了，已经到明后期了。所以我们讲，这也不全是朱元璋的责任，主要还是北方民族的一些惯性、一些社会关系造成的。再有朱元璋他有些劫富济贫的心理，他对江南的富户特别仇视造成的，这有些偶然原因。但是不管怎么样，这笔账还是应该说清楚，谁的功就是功，谁的过就是过。朱元璋在惩贪官乃至恢复中华方面，重新使明朝统一，驱除胡虏这方面是有功劳的，但是在社会经济方面他的一些政策我是不敢恭维。

我们农耕文明和周边的少数民族的游牧文明实际上构成了我们中国古代长期发展的两大文明的基本因素，就是中国的民族关系和经济关系，应该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两个主线。我们不能一讲唯物主义就讲经济社会，经济社会是基础，但是中国的国情就是有这么多少数民族，尤其是长城一线以北的那些游牧民族，时不时他就要下来。一开始是西边的乃至东面的少数民族往中间这边过来，傅斯年说的“夷夏东西说”，后来是漠北的往南边走，乃至吐蕃当时唐朝的时候有一段把长安都占了，少数民族我们也不能不允许人家，连朱元璋都承认胡汉轮流坐天下，因为它就是这个格局。欧洲也如此，欧洲也照样蛮族征服，日尔曼南下造成中世纪。好在我们主要是有个江南，有个回旋余地，我们的文明没有中断很大程度上是江南的功劳，长江流域只是蒙古人和清人占领的，其他少数民族没占领，所以我们的中华民族文明包括我们的先进的东西才没有中断。像欧洲的中世纪就中断了，希腊、罗马文明中断了，就蛮族入侵以后就中断了。所以在这一点上，这是我们的国情，我们应该是承认的。

但是我们观察历史的时候还得注意地域关系，傅斯年讲东西关系，我这三篇文章讲的南北关系，这个还是需要从历史上予以重视的，因为那两个主线往往是由南北这两个板块来承载的。我后来捣清楚这个关系是承载关系，但主线的作用是决定性的，主线作用不能替代，但是这两个板块是承载的，和主线是揉到一块儿的，它承载着那两个主线，这样有些问题就好解释了。这是我汇报的第五个问题。

第六个问题（是）东亚大陆文明与丝路远程交往。东亚大陆文明我们知道起码有三个主要的文明了，巴比伦文明、印度次大陆文明、中国等文明。我们中国的文明，应该说东亚文明，起码是第一个是汉字文化圈、儒学的传播，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东亚文明的特征；再一个就是从文明结构上来说，东亚文明分成两大基本的板块，一个是北部和西部的一个游牧，再一个是南部长江中下游、黄河中下游的农耕，这是东亚文明；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地理环境上形成了自成单元及其和其他主要文明相对隔离的一个地理的局限。我们这一点上不如希腊、罗马、埃及，因为人家一个地中海来回互相影响、互相辐射，那个是很容易的，都在地中海沿岸，乃至印度文明离他们也不远。离我们最近的还是一个印度文明，还隔着个喜马拉雅山，到二战的时候驼峰飞机经过还死了那么多人，唐僧取经还得绕道克什米尔这样走，非常艰难的。所以这是我们中国为什么有自己的一套规律，这是我们的基本地理环境，这个我们不能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