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讲的题目是《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的若干思考》。先讲一下缘起，我们这次传统文化讲座，我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对于我们现在的传统文化，包括我们现在国内兴起国学热，孔子学院也在全球范围内建了几十个。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华文明的复兴，确实现在学界也好，国内国外的文化界也好，对我们传统文化，对我们的古代文明，因为这些方面的看法应该是大家更为关注，也有一些争论。也就在半个月以前，南开还举行了一个刘泽华先生的《中国政治思想通史》九卷本的首发式，全国范围内是国学热，但刘泽华先生发了一个不同的声音，他希望国学热适当冷一冷。也就是说，对传统文化也有一些持批评、批判、反思的态度的人。这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弘扬传统文化的问题，就是值得我们做比较深入的理性的思考。我今天利用这两个小时的时间比较全面的，因为上次陈校长是讲的《周易》，他那是很精彩的，他是一个个案《周易》，那也是我们中华文化的精华之一了，最有哲学境界的东西。我今天来讲的就是比较全面的，因为我是搞历史的，搞古代史的，我就是全面的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些情况。

我今天讲七个问题，前六个问题是讲六个观察古代文明的层面，第七个问题讲四项特征及理性认知。六个层面就是这六个。

古代发展的三阶段和“唐宋变革”，这是我讲的第一个大问题。我们从过去的教科书上，包括我们大学的某些教科书，包括中学的教材上还写“奴隶制”，实际上这30年人们的研究，学者的研究，绝大多数都认为我们中国没有经过奴隶制社会阶段，这是个非常大的突破。不仅没有奴隶制，中国也没有西欧那样模式的典型的封建社会，我们先秦的西周阶段跟那边有点相似，但是我们的战国以后、秦汉以后，就不是典型意义的封建制了。所以我们中国的古代文明走了一条自成体系的路子，我们有自身的一些自己的发展路径。这5000年的经历，现在我们搞研究的学者多数认为的是分这三个阶段，我们内部分成三个阶段：先秦一个阶段，先秦是早期国家和领主制，这是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战国到中唐这是个阶段，当然战国到明清这也是个大阶段，中央集权的帝制，到中唐以后又有变化；中唐到明清这是第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实际上是不同的，因为我们现在讲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就讲一些社会经济的一些东西了。社会经济（因素）确实也有，我们社会发展离不开这些东西。土地制度、赋役制度，这些在这三个阶段中的表现是截然不同的。

第一个阶段是井田制，农村公社共同体，这是第一个阶段的土地形态；第二个阶段是编民授田及均田，我们均田制，隋和唐前期搞均田制了，中唐以后就没有均田制了，就是田制不立了；第三个阶段是不抑兼并政策下的私人大土地占有、发展、繁荣这三个阶段。因为我们中国是个农业国家，我们在座的老师们，可能我们90%的往两代以前数，我们可能都是农民，所以中国我们土地制度应该说是非常核心的一个制度。

再一个赋税制度、徭役制度，都是不太一样的。在第一个阶段，在先秦的时候是公田劳役；在第二个阶段，秦以后人头税加田税再加劳役，再加徭役，非常重，尤其是人头税和徭役非常重；第三个阶段，那就是田税、财产税为重、为主，人头税减弱直至消亡，劳役也逐渐地（减弱），我们中学时候这都叫租庸调制,租庸调制就是减劳役。但也有反复，朱元璋时候、元朝时候有一些反复，但是多数情况下都是后来变成差役了或者雇役了。老师们不要小瞧劳役，劳役对老百姓的摧残是非常重的。一家五口之家，你要有一个人去服两个月的役，这个人是成丁，是家里的顶梁柱，出去服两个月劳役，在农闲季节还没关系，在农忙季节这个家可能就得破家。富裕一点儿的问题不大，有两丁以上的问题不大。所以在这一点上，尤其是秦末农民大起义和隋末农民大起义以后，徭役逐渐地在减弱，甚至逐渐地在消亡，这体现了一个国家对老百姓的关系。后来就越来越偏重于税收，税收为主。税收为主和劳役为主（相比），这个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所以这三个阶段我给大家汇报一下，这个我们还是大体需要知道的。

再一个就是唐宋变革。唐宋变革就说的是第三个阶段的事，这个当然是人家日本京都大学的内藤湖南提出来的。当然我们这几年，就是20年，我们国内的学者在追捧热议这个问题，也取得了很多成果。因为我们承认中唐以后，当然在内藤湖南前后实际上我们的很多学者也提出，中唐以后是中国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土地私有和租佃制这时候大大地发展起来，不搞授田了，多数情况下不搞授田了。而且城市也变模样了，古长安和后来的汴梁，我们看《清明上河图》和古长安的坊市制，那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城市，更不要说后来的临安，商业市民化更重了，这都是大的进步。当然还有科举制，所以钱穆先生就提出一个就是说科举制形成以后，中国的社会秩序由门第社会转化成科举社会，这个说法非常正确。钱穆也是大师，真正的大师级的学者了，余英时的老师。当然他这个大师比起陈寅恪、王国维、陈垣先生还差点，反正也算是四大大师之一了。我们现在当然大师滥称了，但是像他们这个份儿上的学者，可能我们还没出来。

还有，就是中唐以后尤其是科举制使得贵族法权退化。我们现在看包公戏有个口头禅就是“王子犯法与民同罪”，这是宋代以后的东西。我们现在讲中华法典的原典《唐律疏议》，其实《唐律疏议》里头根本没有这些规定，《唐律疏议》里头可是讲“八议”的，贵族犯罪以后要减赎，要给很多特权的，根本没有这些条例。到宋代《庆元法典》出现以后，贵族的特权大大地削减了。赵宋皇室在法律上的特权首先不复存在了，大量不存在了，所以才出现了一些包公这样敢于法办违法的皇亲国戚的这样的一些戏文，当然这些文艺化、戏文化了。但是不管怎么样，这种观念是中唐以后，唐宋变革以后发生的。再一个就是理学的兴起，这是思想文化上的唐宋变革的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我们看一看，清人沈垚有一句话，他说，“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后世四民就是“士农工商”：“士”，士大夫，“士农工商”，“农”是农民，“工”是手工业者，“商”是商人。“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这个说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说法，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小说上、戏剧上的好多东西，包括包公戏、清官戏的很多东西，大量都是宋以后的东西。包括我们现在接触的儒学，大量的是宋以后的东西。包括我们现在的理念，“天地君臣师”这样的，这在江南还很风行，这样的理念大量是宋以后的东西。为什么说商人这时候方能为士？这时候主要是富民、商人勃起，我等会儿还要讲这个问题。过去是重农抑商，从唐前期来说商人子弟都一般来说参加科举考试有限制，以前就更不能进入仕途了。但是从中唐以后大量的商人子弟开始进入科举，这方面的限制大大放宽了，“士”“商”合流的情况越来越多了，所以沈垚到清代中期的时候他说了这样的感慨。这是我汇报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社会支配势力的变化，这当然跟上一个阶段也是相应的。第一个阶段先秦时候，它的社会支配势力是贵族领主。我们讲西周是比较典型的领主制，这时候它是以宗法亲亲为血缘纽带，土地占有、农奴领有和行政管辖权的合而为一的支配。所以这时候的社会上的支配力量就是贵族、领主，到秦汉以后又变了。

秦汉以后一直到魏晋变成了豪民和世族，实际上在秦代和西汉时期的豪民一般是指旧的贵族势力以及在乡里强宗这些势力横行一方，武断乡曲，甚至和官府相抗衡。所以我们看我们现在中央纪委搞巡视组，实际上汉武帝搞的十三州刺史就是巡视，巡视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打击豪强，而且看郡这一级的官，郡县制了，郡县制是秦始皇定下的重点，郡这级的郡守跟豪强有没有勾结，这是最主要的一条巡视内容。所以可见在秦和西汉时候的豪强势力之大，以及他们和中央官府的冲突之重。

世族就世家大族了，这是魏晋以后形成的情况。这种势力它实际上是从读经学儒入手，垄断经学。为什么它能垄断？这个也需要给大家说。那时候没有印刷术，都得靠简牍、帛书来印书，简牍和帛书来抄书、写书，这个流传就只有这些豪富世家才有这个财力，才有这个能力。一般的微寒之家你没有这个能力掌握这些典籍、经书，那你在学经方面你就没有那么方便。所以在这时候，从官僚世家乃至一些豪强出生的人、富裕或者是有势力的这些人，他们就可以垄断到经学、儒学方面的典籍。但在经济上他们也是以部曲租佃制，他们有自己的一些家丁、随从这样的一种租佃制为经济基础，垄断经学，垄断高官，占据部曲和庄园坞壁。坞壁主要是因为这时候战乱比较多，就需要有些坞壁保卫自己的乡里。通过“九品中正制”和官府勾结起来，维护他们世代高官、平步公卿的这种特权。当然这些内容很多，其实我们过去我们的中学课本上、大学课本上大体上都接触过，我这儿主要是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回顾。确实这个时代在汉魏时期，豪强和世家大族是社会的支配力量。这个时期尤其是后来的世家大族，有一点雅贵族的意思，就是总贵族的意思，但是还不是原来西周那时候的领主制的意思。因为他们还是官，以垄断经学和高官为主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