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的若干思考(四)

主讲人 李治安

李治安

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兼任国家社科重点基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南京大学边疆民族研究中心兼职教授,教育部高等学校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委会历史组成员,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天津市历史学会常务副会长。 研究方向为元史、政治制度史。
最后更新 2021-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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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我们就讲丝路交往。由于地理环境自成单元,以及和其他主要文明的距离遥远,所以我们的先民不得不采取陆地丝路文明和海上丝路文明两个途径,或者是越过太平洋、印度洋,或者是越过戈壁大漠葱岭青藏,进行远程交往。这些确实是表现了我们先民非凡的努力,无论是张骞通西域或者是唐僧取经,包括我们后来从唐朝以后,尤其是宋元大规模的海外贸易,海上丝绸之路的空前鼎盛。我们的先民确实在这方面了不起,因为我们在地理环境上确实不如人家得天独厚,我们得承认我们这个不足。我们过去中国2000年来很大的问题,发展比较缓慢,社会比较封闭,有些时候不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我们的地理环境就造成这么个情况,缓慢也有它缓慢的理由。西方稍微快一点,后来它就沿着五种形态那样走下来,它有它的历史。但是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在这种条件下,我们还是创造了我们自己的非常优秀的文明,汉唐文明,包括宋元文明。

      我在这点上还是要给两宋的文明水平要说几句。我们现在一说盛世就说汉唐,汉唐确实在开拓疆域方面,在国力强盛方面,这确实是了不得。汉武帝曾经打到喀什去,唐太宗前后也打到安西四镇,使我们的国土向西域发展也是了不起的。现在飞机飞过去都得四个小时左右,坐汽车也得走四五天到喀什。在那个时候,都是靠驴车或者是骆驼拉过去的一些军粮补给,因为我们不是游牧民族,游牧民族可以走到哪抢到哪,对吧?可以自己就地解决军需,我们没有这个传统我们还是靠军需,当然同样也解决一些问题。但是他们这个强盛是一种强盛,两宋的强盛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其实超过唐前期的、超过隋的。只不过隋和唐前期财富集中于国家,两宋的财富聚集于民间。从整个社会发展水平、农业发展水平、矿业发展水平、煤的使用,包括盐铁,包括海外贸易的总体水平非常高。当然两宋不济的就是地理位置太不行了,北宋一开始燕云十六州就丢了,老是挨打,它国都又在汴梁,这个是非常远的,还不如原来在长安,长安还有缓冲之地。还有一点也不要太把南宋看扁,在抵御蒙古铁骑进攻方面,南宋是唯一一个抵抗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政权。在十三四世纪,世界上找不出这样的第二个政权了,在蒙古征服中间找不出这样的,顶多抵抗上两三年,就败退了。当然也有江南水网密布,蒙古铁骑无用武之地,骑兵到那儿没法用了,气候又炎热,这个不是他能施展自己优势的地方。所以这个我们在南宋方面,它有它腐败的一方面,有它投降软弱的一方面,但是也有不抑兼并这个国策、放纵富民这个国策、藏富于民这个国策,也有它可取之处。

      第七个问题讲一下古代文明的四项特征及理性认知。前六个问题说真的讲得很快,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每一个问题的每一小点可能展开的话都够一下午讲,我只是概略(地说一下)。因为各位老师过去通过教科书或者其他都有所涉猎了,所以我这就是当作一个观察的层面,咱们再互相沟通一下,我们再整个大的回顾一下,然后我们再总括地讲我们中华古代文明的四项特征。

      第一项特征,族群和地域文化的多元一体。族群就是我们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地域就是我们整个边疆内地包括南北东西的关系,这我总和地觉得这是个多元一体。这个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是这几年人们搞文化或者民族史的一个共识,也是个很重要的贡献,在这一点上突破了我们过去很多人的狭隘的民族或者是民粹主义、大汉族主义。我们得承认这种现实,我们真得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共同体,我们不要蔑视或者是看不起少数民族,这个是非常要不得的,必须承认中华文明是汉族(汉族是多数)和其他少数民族共同创造的灿烂的中华文明。我们现在看看从民族血缘关系上讲,北方人我们从隋唐开始,从皇室开始,隋炀帝、唐太宗他们家都是独孤皇后,都是鲜卑人皇后,所以从隋唐这两个非常重要的王朝(开始)就有少数民族血统了。所以唐太宗才在民族政策上比较开放、比较英明,被称为天可汉,还有参天可汗大道,这个都是非常进步的一种民族关系、民族认识,但这种民族关系、民族认识也是基于五胡乱华的这种历史过程产生的,历史过程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说真的,我们北方的汉人,我敢说几乎没有纯粹的,中古时期,不要说再往上倒,就500年以前已经不见得你家就是纯粹的汉人,很难找。我们比较纯粹的汉人在哪?可能在客家人。南方的很多汉人也和当地的少数民族也融到一块儿了,所以这一点上我们得有这种认识。这就是我们中国古代文明第一个特点。这个特点有了,我们说文天祥、岳飞是不是民族英雄?我觉得他们还是民族英雄,民族英雄也是相对的,他是我们汉族的民族英雄,成吉思汗是蒙古族的民族英雄,民族是相对的。当然有的人说爱国将领,但是我还承认他们是民族英雄。忽必烈都非常敬佩文天祥,他都非常想用文天祥当他的宰相,这个关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杀掉文天祥的,河北中山县一带出现了一些动乱,所以他这时候觉得有点要闹乱子了,才杀掉了文天祥。

      再一个我们看到胡汉轮流坐天下,这确实在元明近700年确实变成是现实了,蒙古人进来统一中国了,后来清朝也统一中国了。而且我最近做了点研究,这两个王朝在多民族统一、多元一体方面他们自己还做了一些很好的尝试。以忽必烈为首的蒙古人,基本上搞的是一种“内蒙外汉”政策。他的国号、年号,国号大元,大元来自于我们《易经》,“元亨利贞”,《易经》,大元。他的年号中统、至元这都是来自于儒家经典,这个应该说是够证明了。他的官制名形式上也是路、府、州、县,行省从名称上也是我们中国的中书省这样过来的,有很多都是我们汉化制度形成的。但是他内部还是搞的蒙古的一套,他的怯薛制度,他的进位官制度乃至他的语言,宫廷官府都使用蒙古语,内部养的上千人的翻译官,就蒙古的多数皇帝和主要的官员不懂得汉语或者是所知甚少,都得靠翻译官来进行沟通。尽管忽必烈用汉法了,但实际上内核没变,所以元朝,宋的红巾军打来了,朱元璋打来了,人家就跑到漠北去了,跑到漠北跟当地的人汇合起来还是一个蒙古共同体,并没有散。

      清朝人相对于蒙古人就不太一样了,它也是一种二元结构,但是它是搞的“内汉外满”。为什么我说“内汉外满”呢?因为蒙古人不搞什么发式上的一致,你发式上、头发上汉人你随便,他才不管你,你爱怎么(就)怎么闹去。满洲人进来以后,清人进来以后,顺治进来以后入关以后,搞剃发易衣冠,因为这个杀了很多汉人,剃发易衣冠。我们现在所说的旗袍是旗人的,乃至我们的小马褂也是旗人的,这次习主席穿的服装那个对襟袄,那是马褂的对襟,那不是汉人的服装。汉人的服装我们到哪看?到韩国到日本去看,有点像汉人的服装,有点像汉朝、唐朝的服装。这是它的外满,剃发易衣冠这是全国一类的,绝大多数汉人,这是汉人臣服于满清王朝的一个标志。要头不要命,你要想蓄发把脑袋摘下来,当时杀了几十万人,是非常横的。有了这些以后,所以全国都剃发易衣冠了。这是表面上的满族,外满。但内里汉化得非常厉害。从康熙开始,雍正、乾隆,乾隆就自说他自己考个进士是不成问题的,确实是这样,这些人的文学造诣乃至于对经学和宗教,康熙对外文的兴趣、科技的兴趣都是不得了的,清代皇室的教育非常严格的。虽然说它内部也有满语,双语,但是它造诣最高的还是汉语,造诣最高的还是汉文化,它内里已经完全汉化了。这个民族就内汉,所以到最后辛亥革命以后,这部分满族人就回不去了,因为我们现在有几个即使是满族的人也不会说满语了。所以我就提出他们是一种“内汉外满”。

      这两个少数民族在我们多民族统一国家,在中华领域的多元一体中间都有贡献,我们现在是承认最后的(内汉外满),基本上那时候融到我们汉人里了,觉得这个还是比较进步的。但是这个我觉得是另外一条路子,蒙国人的内蒙外汉也得承认它的贡献。如果要没有雅尔塔、斯大林的那套作难的话,外蒙还在我们中国,分不出去。当然那是二战的历史,没办法扭转,斯大林发横,没办法,直到现在普京还发横呢,是吧?我们承认蒙古人就这样他政权完了以后,他拉出去到漠北,还是一个民族共同体,但是这个蒙古共同体跟汉人的关系跟中原的关系和中国的关系可就紧密得多了。如果他这个民族,如果要是泯灭了融到汉人里,就像南匈奴一样融到汉人里,那北方会兴起一个新的民族,新的和汉族毫无过多的政治内外出出进进的这种关系的民族,那跟汉族,可能中国的关系更疏远,很可能这块儿就独立出去了。当然这在这一点上,我们也应该承认清人治蒙古包括它的盟旗制度、王族制度,还是满蒙联姻,他还是下了很多功夫,给我们留下很多的一些宝贵的东西,使得他号称“蒙古就是清朝的长城”,我清朝不修长城,蒙古就是我的长城。所以不管怎么样,在多元一体这个体系中间我觉得这是两条各有风采的路子。

      第二个特点就是大一统王朝与周期性动乱兴衰。这个也是我们中国的一个特殊的现象。这个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成也商鞅,败也商鞅。商鞅的这一套能够富国强兵,能够通过编民耕战建立一个统一的王朝,但是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土地形式上最高主权还是国家的,但是又允许自由买卖,更重要的是允许强制封家,这就使得中国每个王朝的地产都不稳定,尽管授田、均田都有,但是不稳定。这样就使王朝治乱兴衰和土地兼并形成一个周期,到二三百年就一个周期,然后一个王朝垮了,新的王朝又起来了。新朝有的是贵族建立的,有时候就平民、乞丐皇帝、乞丐和尚建立的,无赖建立的。土地关系和王朝周期的再造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色,就是治乱兴衰。

    分集列表 (共5集)

    课程简介

    来自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李治安教授从七个方面对本课程作了讲解。前六个问题是讲六个观察古代文明的层面,第七个问题讲中国古代文明的四项特征及对其的理性认知。

    第一个问题是古史发展三阶段与“唐宋变革”。李教授首先介绍了中国古史自成体系的三个阶段:先秦、战国到中唐、中唐到明清,土地制度与赋役制度在这三个阶段的表现是截然不同的。然后介绍了“唐宋变革”的具体表现,如土地私有和租佃制、商业市民化、科举制产生、贵族法权退化以及理学的兴起。

    第二个问题是社会支配势力的变化。李教授分别具体论述了先秦时期、秦汉魏晋时期和唐宋以后三个阶段里,社会支配势力从贵族领主到豪民和世族再到士大夫和富民的转变。

    第三个问题是皇权大统一与东方专制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李教授主要讲到,皇权大统一以商鞅变法二十等军功爵和编民耕战的体制为先导,以君主官僚制、郡县制为基础,以父权宗法、孝道纲常为精神纽带。且皇权大统一建立以来,独裁专制总体上是常态和趋势,同时,皇权崇拜和打倒皇帝做皇帝的观念并存,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

    第四个问题是思想文化的四次高潮。李教授分别从百家争鸣、独尊儒术、三教混存和宋明理学这四次高潮具体分析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史。

    第五个问题是夷夏东西融汇与两个南北朝的对峙整合。李教授指出,中国的华夏夷狄共生并存,多民族多文化间冲突与交融频繁,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这已经得到了史学界的共识。关于融汇的过程,傅斯年教授提出了“夷夏东西说”,李教授在其基础上提出了两个“南北朝”的说法,地域板块两个南北朝的对峙整合,承载了中国社会经济和民族交融的历史发展主线。

    第六个问题是东亚大陆文明与丝路远程交往。李教授主要从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大陆文明的特征和古代中国的对外经济贸易两方面做了介绍。

    第七个问题是古代文明的四项特征及理性认知。李教授首先介绍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四个特征:族群和地域文化上的多元一体、大一统王权主义与周期性兴衰动乱、文官政治高度发达、伦理政治化和政治伦理化。然后谈到现在人们对待传统文化时,应该保持理性认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去其糟粕,在吸收外国优秀文化的同时,壮大中华文化的本体,使我们的中华文化能够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源头。

    (视频拍摄于2014年)

    相关知识点

    土族人戴着面具表演传统的舞剧庄稼其。

    (来源:新华社,摄影:侯德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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