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下的美学是一个疯狂的经济美学，从一端走向另外一端。那时一切都要讲政治，现在一切都要讲经济。作为一种商业或者商业美学，当下的美学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过度娱乐化，娱乐至死。比如芙蓉姐姐的走俏、走红网络；凤姐，长得很有个性，也走红网络；抗战神剧“手撕鬼子”，“我爷爷九岁那年”；《泰囧》，票房当时第一；《小时代》，就是演员美、演员富，白富美、高富帅，体现一种拜金主义，让农村人向往这种生活。这是芙蓉姐姐，她身上好像有一个苍蝇、一个蜘蛛，带有某种隐喻意义，但后面绝对是商业的利益、广告冲动。

二是过度庸俗化。身体与欲望的美学，其背后是一种商业的运作和推广。当代庸俗的美学，实际上背后支撑它的一定跟欲望和身体有很大的关系。我家附近报栏里有一个招聘，招聘上是范冰冰的一幅照片，旁边竖着写的是“美学的崛起”。范冰冰代表当代美学的崛起，文起八代之衰。范冰冰确实很美，但代表的不是一种美学，是一种由身体文化和商业文化交织而成的某种欲望，甚至算不上是纯粹的时尚，对一部分男人也许是一种挑战。我还看过一个内衣广告。男的穿着衣服，拿手去摸；又来一个女的，男的拿手再去摸，这种广告充满了一种暗示性。美学撕下了它的衣装，像窥人癖，袒露。这个是一个雕塑——“武松杀嫂”，现在是在沈阳某商场，雕塑家的名字叫李占洋。武松是一个打虎英雄，他的嫂子想挑逗他，他是坚决拒腐蚀永不沾的。但现在武松的英雄形象堕落到如此地步，雕塑家把他变成这样，想要新潮，也太出位了。历史上的武松不是这样的。要创造一个西门庆或者别的人，或者《水浒传》里没有的，或者店小二也可以，这是糟蹋了武松一世的英明。当代美术变得廉价而低俗，尤其是地板叫“美学地板”，破旧的小饭店叫“美学饭店”，实在叫人不敢恭维。

三是艺术的极度商品化与商品的极度审美化。从天价的月饼到天价的绘画。商品的极度审美化是极度艺术化，极度装饰化。这个人都要饿死了，他一份一份地拆开，老是拆不到吃的东西，就饿死了。拿放大镜看包装里到底是什么东西。这就是我们今天中国的现实，不是外国的现实。还有豪华牙签。艺术的商品化变成了一种狂欢，艺术变成了绝对的商品。艺术已经不是艺术，已经变成了一种商业的符号，就是钱。以绘画为例，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画家，从2000年到2013年（或2011年，按照它的最高价，算到2014年）。黄永玉，2000年，作品价格约每平尺7000块钱，到2013年，每平尺达到14万。范曾，2000年只有1万，2011年之后变成每平尺23.3万，增长了23倍。徐悲鸿，2000年6万多每平尺，到2011年之后，每平尺高达148万。李可染，2000年是7万多每平尺，2012年高达306万。这是专业画家的作品，还可谅解，虽然价格很高，多多少少是艺术品。关键是很多没有受过任何艺术训练的明星和企业家，一件书法或绘画作品还可以卖出几千万。最近有一个企业家的画卖了3000多万，没有受过一天美术训练。还有一些主持人，一幅字，卖几十万。你要是中国书协的理事做了副主席，价格要翻上去，做了主席又要一番，价钱跟权力结合在一起。

四是艺术审美的极端大众化。法国有一个蓬皮杜艺术中心，又叫波堡。蓬皮杜艺术中心是后现代建筑的代表之作，这个艺术中心做起来之后，全世界的游客经常到那里参观，以至于超过了它所允许的接待限度。鲍德里亚是一个秉持精英主义审美趣味的哲学家。他说：这么多人都到这个地方干什么？如果所有的人无论懂的和不懂的人都往这个地方涌，那么去这个地方就是来这个地方开一场文化的追悼会。大众涌到这个地方来，不是因为他们崇拜这个曾经拒绝了他们几个世纪的文化，而是因为他们第一次有机会堂堂正正地来参与他们最终深感厌恶的文化的盛大的追悼会。大众涌到这个地方来看所谓的艺术，和他们带着同样的难以抵抗的热情融入灾难现场是同样的。他们是看稀奇，带着一种好奇心，这种好奇心和到灾难现场看出了什么车祸的心情是一样的。

极端的大众化对艺术是一种巨大的伤害，不是说看的人越多越好，艺术应该有它的观众面。2002年10月，故宫博物院将馆藏的《清明上河图》在上海博物馆展览，举国上下，齐睹真迹的风采。我当时在南京，我们开车到上海，还带着整个单位的二十几个人。早上10点钟在人民广场排队，排到第二天早上凌晨3点才看到展览。实际上，来这个地方的人很多是赶集的人，他们不在艺术这个门当内，对艺术一无所知，只是来看热闹，觉得大家都来看，很时尚。到了《清明上河图》的展览处，就舍不得走，在那数到底多少匹马？船上多少个人？然后管理人员就赶人，后面人太多了。徘徊五六步，看过之后，又回来再来看看，假装在那数鱼有多少？马有多少？这个实际上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包括世博会，有很多老太太，有的推着轮椅，有的嘴都歪了，有的眼睛看不清楚，也要到这里逛逛。

五是城市空间的过度消费与食腐主义权力美学。很多城市都要建世界第一高楼，华东第一高楼，亚洲第一高楼。广州有一个441米的建筑，2010年刚刚建成。不到一年，深圳建了一个楼，超过广州这个楼一米。然后广州又建了一个东塔，530米，深圳建了平安中心，660米。长沙的远望大厦，838米，号称比迪拜塔高10米，据说现在成了烂尾楼。武汉要准备建1000米的双子“凤凰塔”。为什么要建这种楼？中国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要建第一，而不是需要。不是说第一不好，而是建比较高的楼对城市都是灾难。会引起一系列的问题，包括堵车、失火等，很难处理。楼过高的话，它的造价比同等情况下造几座楼都高。地方长官，或者开发公司，他要的第一感觉就是土财主、暴发户的感觉，它不是来自一种需求，而是要在空中旌表他的权利。这是一种食腐主义美学，是一种没有道德、没有伦理的感觉。

还有一种就是拆。中国拆是最厉害的，很多文物建筑被拆，再造假古董。这叫破旧立新。就是一种非历史主义和反历史主义美学，是一种缺乏历史向度和思想深度的美学。这种美学正在危害这个国家。破旧立新的本质是一种农民美学，因为农民认为新就是美，是起义美学和暴力美学。杜牧《阿房宫赋》说“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农民起义总是烧，到哪个地方，把地方政府的东西烧掉，他没想到把它用起来。阿Q还知道把秀才娘子的宁式床拉到土谷祠去，没有把它在土谷祠烧掉。所以也是一种极权主义美学，它排斥连续性，要想抹除历史、抹除集体记忆，然后再重建历史记忆、重建功业的纪念碑，这是一种很可怕的东西，所以我们要拒绝。这是一个最大隐喻，当代中国城市的基本状况，贝克汉姆揭示了出来。所以病态的城市美学引发空间过度消费，出现了很多建筑的奇葩。

关于美学的未来，我们期许，我们的美学回归伦理维度，当然是一个中庸之道，不是一个极端，极端伦理学是很可怕的。要真正成为一种走向善的美学，尤其是城市空间的消费，城市的空间消费必须有善，必须有伦理在中间起作用，否则就是成天搞低俗化，认为大就是美，高就是美。艺术美学要走向形式的完美，要建构思想的深度模式，要有批判精神，要有前瞻精神，要引领人类的精神生活，应体现一种善。城市美学要走向日常化的叙事，满足城市应有的空间需求和审美需求，而不是狂欢，不是创造震惊的事件。我们的生活是日常化的，不是每天搞一个大事件。人格美学要走向真诚和真实，要杜绝虚情假意和自欺欺人，只有这样美学才可以逃离被庸俗化、被泛化和被消费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