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学的伦理学偏颇在于，中国自古推崇仁和义，如果把仁和义翻译成白话，就是所谓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仁”，就是你要实际上想到别人；“义”，你要为别人牺牲。如果把这种精神推向极致，就是提倡一种自我牺牲，甚至是无谓的自我牺牲。以《曹娥碑》为例。曹娥是一个孝女，14岁就死了。她怎么死的呢？“孝女曹娥者，上虞曹盱之女也。其先与周同祖，末胄景沉，爰来适居。盱能抚节安歌，婆娑乐神。汉安二年五月，迎伍员。逆涛而上，为水所淹，不得其尸。时娥年十四岁，号慕思盱，哀吟泽畔，旬有七日，遂自投江死，经五日抱父尸出”。这是一个非常具有神话传奇色彩的故事，也是一个非常悲戚的故事。曹娥的爸爸相当于一个民间音乐家，在迎江神的时候，敲锣打鼓，他也在船上载歌载舞，迎江神。江神就是伍子胥，他最后被封为江神，伍员就是伍子胥，一夜愁白头。在迎江神的过程中，因为风大浪急，船被卷翻了，曹娥的爸爸被卷到了水里。岸上的人想把他的尸首捞起来，但没寻到尸首。曹娥很绝望，每天在那边哭，一连哭了17天。为什么我们今天的社会风气不好，一个老人摔在地下没人扶，是有传统的。曹娥14岁，哭了十多次，没人帮她，也没人劝她，一直哭到自己跳到江里。她的精神已经有问题了，已经抑郁了，没人管，她就跳下去了。这是不正常的跳。爱自己父亲是对的，但走极端、走绝路是不对的。最后，她把她父亲尸首找到了。这里绝对是牵强附会，因为不可能的。她跳下去不会水就死掉了，怎么可能找到父亲的尸首呢？但人们要把这个孝女烘托得具有浪漫情调，更加具有传奇意味，所以说她找到了父亲的尸首，还抱出来了。上虞县令度尚被她人感动了，举国上下也都被她感动，要旌表她，给她竖碑。如果人们说这孩子和她爸爸感情真的好深，深到这种程度，实际上有点傻。结果人们认为孝女要向全国人民推广。以后哪个父亲出了这个事情，女孩子不论多大，都得跳河救父亲。这不叫伦理学。这就是把善推向了一种极致，认为这就是美，是美德。从人格美学来讲，就认为曹娥是一个美德。

读小学、中学的时候，一直在学习和宣传战争英雄小兵张嘎、小英雄雨来，学生模范刘文学跟地主做搏斗的事迹。还有小学生赖宁救火。但我们宣传的这些是没有人性的。古代就是这样。现在进步了，很多人宣传是首先要保护自己。比如女孩碰到强奸，首先要保护自己的生命。而过去男人在女人旁边讲几句挑逗的话，女人就要跳井，就是节妇烈女，然后再给她竖个牌坊以此来表扬她，这种逻辑是有问题的。这就是中国的伦理学，以善为美，是很可怕的。之后，还会写一段词来赞颂她的爱，写她长得漂亮、婀娜多姿、笑得很美。但人死是一个悲剧，写她长得美是没有用的。蔡邕认为这是“绝妙好辞”，我并不认为是这样。唯一值得赞许的就是书法，小楷作为一个书法的范本写得非常好，但内容很糟。

如果从伦理学的角度研究美学，可能有两个结果：一个是把“善”推到极端，推到极致，使后辈人笑话上辈人。妈妈想吃肉，孩子就从自己的腿上挖两斤肉，给妈妈吃。这是很善。但谁能做到？妈妈吃得下去吗？如果妈妈吃得下去，妈妈就不是妈妈。但古代《孝经》就有这样的人，还一直推广。如果把它推向极致，就可能走上恶。一个是从底线伦理学角度考虑美，它就有可能避免恶。比如建筑，经常要建一个全球最高的建筑，就有伦理学的问题了，凭什么花纳税人这么多钱。如果考虑到伦理学的底线，官员要盖一个建筑、搞大项目、搞一个节，不是为了赚钱，不是为了个人狂欢，这就可能做了一件好事。在社会正常、人性正常的情况下，让美和善分离是对的。如果人性是好的，脑子是清晰的，道德上没有歹意，知识上不是无知的、是健全的，生理健全，心理健全、健康，道德健康、完善，有艺术审美力，在这样的理想社会下，美跟善就应该分开。分开才能真正欣赏到纯粹的艺术，艺术才能找到自己最恰当的形式，这是非常理想的状态。但在中国做不到。如果做不到，就要求我们有一个伦理学的底线，让善介入审美，然后考虑审美的高度问题、深刻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