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音乐家，像格鲁克，都是用正面的方式（中国学生叫正能量）歌颂这一爱情故事。可是奥芬巴赫在写歌剧的时候，完全颠覆了经典的故事。在他的故事中，奥尔菲是一个音乐学院的院长，到处勾引漂亮的教师和女生，有很多女朋友、情人。他老婆也很花心。地狱的冥王也是一个花心肠。蛇要把她咬死，就是因为蛇是冥王变的。冥王变成毒蛇，把他心爱的人从人间掳走，让她落到地狱之中，做了压寨夫人。奥芬巴赫用这个故事来影射法国的现实，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人们认为他离经叛道，这样写，太反动了。

波德莱尔发表了《恶之花》，《恶之花》中的很多东西也很反动。“文化大革命”时期，《恶之花》被认为是毒草，说他是颓废诗人。过去讲颓废，是要被抓起来判刑的，跟偷听敌台(音)、反激进、强奸的罪行差不多。一边抽着鸦片，一边玩着女人，给我们的形象就是颓废。其实波德莱尔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文学家，对很多领域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他的《恶之花》在当时具有一种很大的挑战，最大挑战就是《圣经》的道德，他为撒旦平反。这比给曹操平反还要难。给西方带来原罪的罪人就是撒旦。天真的男孩、女孩在天堂里无忧无虑地玩，赤身裸体，什么都不知道。撒旦说：“你爸爸不让你们吃人参树上的人参果，那是知识之果，好吃，甜，香，我咬一口，你们听，太好吃了。”引诱他们吃人参果。然后他们偷着吃，吃了之后从此懂得了爱情，两个人犯了作风问题，被驱逐到人间，这就是原罪。波德莱尔说撒旦是最完美的男性，说他是最博学、最完美的男性。这在当时完全是颠倒反叛。

建筑领域出现了“红屋”和帕克斯顿的“水晶宫”。尤其是“水晶宫”，它的建筑材料和建筑形式是过去从来没用过的。建筑材料是玻璃和钢，在此之前没有大面积用过。建筑形式完全是透的圆形的，是一个园丁的花房。“水晶宫”从审美形式到材料全部革新，揭开了现代主义建筑的序幕。

格林诺夫的《形式与功能》，这篇文章提出建筑应该向机器、向船学习，建筑师要向造船师学习，要充分体现它的功能，而不要过度的装饰。1909年，有一个建筑师写过一篇文章叫《装饰与道德》，说建筑装饰太多，把不需要的东西放在建筑上，花了很多钱，不能拿这些钱给老百姓办实事，给穷人盖更多的房子，所以认为这是一种罪恶。

这一切都促成了整个欧洲从建筑到艺术、到文学整个范围的变化。《恶之花》中献给撒旦的祷文说：“你啊，最博学最俊美的天使呀，你被命运出卖，横遭世人谩骂。”可见波德莱尔的大胆。在整个艺术领域和文化领域，已经酝酿着一种反叛和变革，反叛传统、反叛经典、反叛旧有的价值体系，包括对和谐、对优雅的反叛。马奈的绘画、波德莱尔的诗歌、奥芬巴赫的戏剧，都是对优雅、对完美、对真实的反叛。真实就是你眼睛看到的真实，后来的印象派，不是画眼中的真实，不是过去那种模仿，画的葡萄眼睛一看上像是真的，画龙点睛，不要那种真实，要心里的真实。所以整个欧洲从视觉的真实走向心灵的真实，从模仿走向表现。

在绘画领域的大变革中，绘画走向印象主义，乃至后来的抽象主义，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这个时候发明了照相机。当时很多画家赖以为生的生计就是给人家画肖像。照相机出来之后，谁还要画肖像？那就要改革。《草地上的午餐》，它的色彩跟过去的色彩相比，已经很单了，基本上像单线平涂一样的，色彩的变化丰富度很低，是有意做的，他让绘画变得扁平化。过去讲三度空间，戏拟，如乔尔乔内《田园合奏》中这个人身体的立体感，色彩的丰富度，比《草地上的午餐》这幅画要强很多。马奈好像有意没多涂几层颜色。乔尔乔内画里的天国仙女、裸体天使，没有任何情欲的挑逗，在《草地上的午餐》都变成了妓女和嫖客。这是对经典的一种反叛、嘲弄、反讽，反判的意义非常强。这个是莫奈《日出·印象》，他画的不是我们眼中的真实，而是画的我们记忆的、我们心灵的真实。后面变化越来越明显。前面画人的方式，到现在，色彩的丰富度和饱满度已经被消解，它不是真实的、准确的，没有按真实的比例画人，他对人物进行了变形。这种变形体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从模仿绘画，从模仿真人到表现人，用画人表现自己内心的情感；从过去把人画得很美的审美，到审丑。星空的这种色彩是心中的色彩，情感中的色彩。表现了人的这种情感，整个大自然充满了灵性，它的色彩是将梵高心灵的颜色涂抹上去的。从印象派到达达主义再到波普，西方美学遭遇到了更加剧烈的变化。

达达主义的代表人物是马塞尔·杜尚和沃霍尔。他们对西方的艺术产生了巨大影响，对审美、对美学产生了巨大影响。杜尚是代表20～40年代时期的艺术家，沃霍尔是代表60～70年代的艺术家。这两个人虽然没有约好，但是他们联手把西方艺术引向了一条不归之路。

马塞尔·杜尚，是纽约达达主义的团体的核心人物，出生于法国，1954年加入美国籍。他一方面被誉为现代艺术的守护神，同时也被斥为艺术花篮中的一条毒蛇，是毁灭美的恶魔。他还采用了恶劣的剽窃手法，工厂生产的东西，他买过来，签了几个字就变成他的作品，这是很恶劣、很暴力的一种创作方式。他把优雅的创作活动变成了一种很随意的发现，把苦心经营、苦心创作的过程变成了一个非常简单、非常随意的发现。这叫做现成品艺术，它又衍生了很多种艺术形式，包括装置、行为艺术，是一种典型的反美学。杜尚开启了反美学之路，非美学之路。他还有一系列作品，如《自行车轮》《带胡须的蒙娜丽莎》。他采用同样的办法，把别人的画直接买过来，在上面加几片胡子，就创作完成了他的作品了。他加上胡子的动作令正统的艺术家非常不满，认为这是对经典艺术的亵渎，对经典美学的亵渎、嘲弄，是一种非常恶劣的嘲弄、搞笑。本雅明说在达达主义里，艺术作品从诱人的悦目之物或诲人的动听之作变成了一颗子弹，它射向观赏者，并因此而具备了可触摸的质感。杜尚通过《泉》《自行车轮》《瓶架》《带胡须的蒙娜丽莎》等作品，对艺术的神圣性和神秘性进行了全面的挑战，使过去我们通常认为艺术是一种艰苦的创作，要经过长期的训练、艰苦的训练、长期的构思才能创造出的东西变成了一种毫不费力的偶然发现。这使得艺术的膜拜价值陨落了，使严肃的艺术和经典的创作方式成为嘲弄的对象。艺术的现成品把艺术引向了三个方向：一个是观念艺术，一个是装置艺术，一个是行为艺术。在审美上，杜尚彻底挤垮了优雅美学、和谐美学，走向了反英雄主义的美学、丑陋的美学、狂怪的美学。当然他也使艺术的灵晕消逝，就是本雅明所说的艺术的“灵晕”。经典的艺术要有独异性，它是独一无二的，这种独一无二性由于有杜尚的这些创作，从此消失了。

沃霍尔是波普艺术的领袖人物。他是一个全才，是一个电影导演、制片人、作家、摇滚乐作曲者、出版商，还是社交界的红人，商业艺术的代表人物。这是他的作品，跟杜尚的创作方式一样，直接把别人的汤罐头拿过来，画一下就完成了。还大量地画，可乐瓶大量地画，美元符号大量地画。他就是对商业艺术的一种复制，把它彻底地普及化。他最开始是嘲弄这种商业艺术，后来发现这个艺术很赚钱，就开始搞商业艺术。经过了一个转变，从最开始的批判者、嘲讽者，到自己加入潮流之中，被同化、被异化。1984年，他直接把蒙克的作品用版画复制，卖了550万美元，相当于人民币3000多万，蒙克的原作也才1.19亿美元。他的这种复制，使赚钱变得容易。这是画的玛丽莲·梦露的照片，只不过加上了颜色。沃霍尔给艺术的身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虽然沃霍尔的作品起初是对消费主义的一种抨击，但是随后他愉快地融入了消费主义的滚滚洪流之中。艺术过去的身份和价值，膜拜的价值、独异性、原创性，在沃霍尔这里完全被消解了，艺术变成了批量生产，变成了复制，变成了商品。

杜尚废除了生活和艺术的距离，使生活和艺术没有距离，在现实中随便拿个东西就变成了艺术。沃霍尔废除了原创和拷贝的距离。传统的和谐美学由于这两个人，还有克莱因，变成了一种暴力美学、破坏美学、反讽美学和反美学、非美学。

本雅明的“美学洞见”。本雅明认为照相机和电影等复制技术的发展和成熟，促成了艺术灵晕的消失，实现了艺术的祛魅和美学的双重祛魅，从而为艺术的大众化和审美的日常化开辟了道路。因为复制艺术，包括摄影、电影以及后来的高保真音乐，消解了艺术的此在性，消解了艺术的签名和手势，以及膜拜价值、灵晕。因为艺术的原作都有签名，有手势，可以从画里反推当年他在这个地方画的这些东西。但是由于杜尚和沃霍尔，这些东西都没有了。艺术原来是一个小圈圈的艺术，不是所有人都能融进去，现在谁都可以接近艺术。由于杜尚和沃霍尔取消了艺术的膜拜价值、独异性、神秘感、精英性，审美就走向了日常化和通俗化，审美取向则偏于反叛性和挑衅性。

由于艺术的膜拜价值被消解，艺术被祛魅，创作变成了一种很随意的事情，人人都可以是艺术家。有一个人写过一本书，就是《人人都是艺术家》。审美的日常化，就使得一切皆可审美。所以本雅明说，法西斯在政治生活中引入美学，“政治美学化的一切努力都在一件事情上达到顶点：战争。”就是说产生了一种战争美学。战争美学的结果是什么？人类的自我异化竟然如此严重，以致它将自己的毁灭作为最高等的审美享受来加以体验。所以审美的可怕的异化和反动性，就可以显现出来了。

现代艺术和审美之间其实存在着一种双重悖论。现代艺术家们想把艺术推向民主化，因为过去艺术是小众艺术、是贵族艺术，大众不可以接近，只有具有精英主义的审美趣味的人才能接近艺术。现代艺术让大众都参与，很多人都去参观艺术的展览，使艺术达到了一种民主化。在观众的角度来讲，确实实现了民主化，但是艺术的民主化和审美的大众化，不能画等号。人人都去看，并不是人人都能审美，并不是人人都能看懂。比如《泉》《自行车轮》，老百姓能看懂吗？韩国裔的新媒体艺术家白南准，先加入德籍，后加入美籍，是约翰·凯奇的学生。他早期拍一些短片，其中一个短片就是一个人把扣子扣上，然后解开，再扣上，再解开，再扣上，再解开。很日常化，大家都看得懂，扣扣子，解扣子。很多媒体艺术一看，知道一个人在干什么，是什么意思。但老百姓不一定能看懂。专家也不懂。还有一个新美艺术家，一个美女艺术家，不断地啊啊地叫，重复十分钟，但是声音有小小的变化。龚琳娜唱《忐忑》，我觉得就是模仿这个人，只不过她把它变得更加经济化了一点点。所以说现代艺术很多东西老百姓可以看，有兴趣看但看不懂。所以艺术的民主化不等于艺术的通俗化，不等于艺术会成功的被审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