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说，人最初的社会关系是家庭，后来，家庭成了从属关系。在中国历史上，秦汉以后，中央集权的社会、国家建立起来以后，“孝”就发展为“忠”。秦汉的提法就和先秦不一样。“忠者，其孝之本与”，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这里的“孝”发展为“忠”。秦汉以后，儒家提倡的“礼”变成一种“纲常名教”，称之为“道德戒条”。本是协调人际关系来实现人的本质的学说，最后变成一种外在的道德戒条，这与专制政治密切相关。

举例来说，我们刚开车过来，路上还有点堵。对每一个开车的人来说，都希望自己能最快、最好，能安全地到达目的地。就像在现实中，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能最大程度地实现自己。如果没有规则，大家争先恐后，结果就是交通堵塞。这时候需要红绿灯加以控制，这就是交通规则。“己所利而利人”，自己想要尽快得到，别人也是这样想的，所以在保证自己的同时，也不能影响别人，就形成了交通规则。如果交通规则是在理想的状态实施，那会对缓解交通拥堵起很大的作用。但如果掌握交通信号的人，是一个专制集权者，他认识你，跟你关系好，就给你开绿灯，他跟你关系不好，就给你红灯。他有这套规则，但他执行规则没有章法。如果警察可以为所欲为，他觉得他的权力不受约束，至高无上，那这种交通规则还有意义吗？

实际上，儒学的这套理想本身还是不错的，但在专制集权社会，变成了一种外在的束缚人性的道德戒条，所以只能是“纸上谈兵”。拯救儒家，也就在我们现在的社会。在现在的民主法制社会，才能真正地把儒学的精神发扬光大。所以“三纲五常”“道德戒条”，后来被批评是吃人的礼教。

儒家重视人，重视人性，重视人的实现，也有很美好的理想，但它也有视野的局限性。儒家谈人基本上仅限于现实。儒家谈人的实现，强调的是主体道德上的自觉完善，强调的是圣人的教化。如何从主体自身强调“为善去恶”的必要性？还缺少一种强制性，它是一种“君子之学”“圣人之学”。如果君子行为不道德，他可能会觉得有羞耻感，他要悔改。如果小人行为不道德，他会说：“我是流氓我怕谁，我就是小人。”碰到这样的人，靠儒家的道德说教，有时候缺少一种强有力的保证。生活中都有这种感慨，“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碰到讲理的，还能跟他争一下，碰到不讲理的，他根本就不听，只要跟他讲，他马上耍无赖，甚至动武。这时候只能赶快走。所以仅仅靠儒家的说教劝善是不够的。儒家也看到了现实的社会关系中有时难以实现自己，它讲“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表达的也是一种无奈。但“隐居以求其志”，最终还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入世，有所作为。儒家的精神决定了它的追求，所以“知其不可而为之”，有时候经常会努力。

道家有所不一样。如“人法地，地法天”，也有对“仁义有为”的批评。从帛书，包括现在一些出土的竹简，有一些不同的版本，对先秦儒道关系重新再讨论。但一般根据通行本来说，它强调的是“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体现了道家的智慧。我们有时候很简单地批评道家，过去认为道家，按照荀子讲的就是“蔽于天而不知人”，认为就是对仁义道德的一种否定，甚至于倒退，要复古，要回到自得自适。

这实际上体现了道家的智慧。它看到了人类文明的进化可能导致的副作用，或者说负面影响。我们现在越来越感受到，科技人文所谓的发展，不能简单地看作今天比昨天好，不能简单地看作发展总是从低级到高级，从不好到好。其实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要辩证地看待。举个例子，有一次在南京做讲座，跟台湾地区的学者交流。他们一路过来，正好看到南京在大力整治交通规则和不文明行为，拉了大的横幅“以不闯红灯为荣，以闯红灯为耻”“以不随地吐痰为荣”，就说南京挺文明的，一路上看到的都是在强调文明道德。我就笑了。我正好讲到儒道，就问他：“换一个角度思考，如果南京人都不随意闯红灯，如果大家都没有随意地吐痰，需要这么大张旗鼓地宣传‘不要闯红灯’‘不要随地吐痰’吗？”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拉大红横幅，大张旗鼓地宣传，正说明南京这方面现在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道家其实就是换了一种角度来看，所以说“大道废，有仁义”，就是说，如果大道盛行天下，就像我们《大同》里面所说的“路不拾遗”，人人都是文明礼貌，还需要强调仁义道德吗？强调仁义道德就是提醒我们，出现了不仁不义的现象。

中国历史的发展确实如此。历朝历代经常有一些帝王，“以孝治天下”“以仁爱治天下”，其实他恰恰是不仁不孝的。魏晋时期的皇帝就非常典型，他篡夺了父亲的权力，他就不讲“孝”，要讲“忠”了。如果宰相取代了皇帝，他就要讲“孝”，不讲“忠”了。所以“忠”和“孝”都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成为互相攻击的工具。道家提醒我们要注意这种现象。儒、道，孔子、老子，都面对着同样的社会现实，就是所谓的春秋末期“礼崩乐坏”的状态，但是他们采取了不同的应对途径和方法。一个是建设性地重建礼乐教化；一个是批判性的，看到了所谓的文明进化、理智本身的局限性和虚伪性，有可能导致这种情况。

健康的社会，幸福的人生，这两种态度其实都是需要的。现实中也经常这样。如果出台一个政策，出台一个规定，只有表扬，大唱赞歌，没有任何批评，显然是有问题的，很多就是因为缺少批评意见，领导决策过了三个月、半年、一年可能就被推翻了。反过来，如果出台任何的措施，任何的政策，都是绝对的否定，显然也不行。一个社会的发展总要有建设性的，不能光有批判性。这两种精神、两种态度，正好是儒家和道家能够互补的一个重要原因。

荀子批评庄子，实际上也是批评道家“蔽于天而不知人”。道家也重视人，强调“自然”，给予人充足的地位，跟儒家不一样的仅仅是它对人的看法，它对人的实现的问题、途径提供了另一种道路。儒家强调人的“社会性”，所以在宗法社会中，比较强调宗法伦理，主张从人与人的伦理关系中实现人的本质。而道家强调人的“自然性”，更突出强调个人的自由、自主、独立。所以庄子有一句名言，说“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在实现“人”的途径上，儒家强调“入世有为”而“成圣”，所以“修齐治平”“内圣外王”。道家强调“避世无为”，想挣脱社会伦理的束缚，通过效法自然来实现人生，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所以二者实际上采取了不同的途径。道家，更加迂回曲折一点。所以老庄道家也有特殊的意义，它包含着对人类文明本质的思考，对伴随文明进化而来的某种弊端的深刻洞见，提醒人们，“人”和“人的生活”的本来意义、本来面目及其重要意义，也提醒人类在创造文明的同时，有不断被异化的可能性。现在的科技文化，包括克隆技术，带给人类幸福的同时有可能导致人类的灾难，包括核电，包括各种技术，都有这样的问题。

儒、道两家借用《易传》的话来说“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它们的理论学说，提出的方案各有不同，但也有共同性，都是为了理想的社会、理想的人生，都是为了更好地寻找到安身立命的基础和根本。所以战国中期以后，两家其实就有互动和融合。像《庄子·齐物论》，有“齐物之论”和“齐同物论”两种理解，其实就表明庄子认为各家有共同点。在道家看来，“道通为一”，本身是可以有共同点的。

从战国中期出现了儒、道的融合，到魏晋时期有玄学，玄学有名教自然之辨，就是以道家的自然人性论来理解，来检验儒家的伦理名教是否合理、合法、合道，希望建立一种尽量满足人性发展需要的名教社会。中国是宗法性的社会，离不开名教，但是名教不能扼杀人性，它需要符合自然之道，所以魏晋时期儒、道两家的关系出现了这样的讨论。

汉魏时期也是道教创立发展的重要阶段。道教是以道家哲学为基础，是依于道家效法天道的“自然论”和贵生重己的“人生论”，把“长生久视”之道进一步发展为“长生成仙”之道，希望能够通过修“德行”和务“方术”而追求一种神仙般的生活。

道教创立在汉代，所以与道家对伦理的一些看法不一样。它强调“忠”和“孝”，其修仙、道术、方术，也建立在要“忠信和顺”“仁信为本”的基础之上。否则，光修方术是不能长生的。它的各种道术，多是模拟自然，以天人一体为基础，“修丹与天地造化同途”体现了“天人合一”，体现了人效法天道的思路，仅仅是将道家效法自然推向了宗教神学的轨道。从人生论来看，道家是对儒家天下“无道则隐”“穷则独善其身”做的一番别具特色的新开拓。

儒、道两家，有进、退的互补。在现实生活中，进可以以儒来入世，治国平天下，如果条件不具备，可以自保，追求精神自由独立。

道家跟儒家一样，其视野基本上是在现实的社会和人生。所以道家经常强调“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也不是太多地讨论六合之外。但是我们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探讨社会和人生，如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跳出现实的社会和人生，反过来看现实的社会和人生，可能会有不一样的认识，有不一样的看法。

这一方面在传统哲学中间，儒道就显得有所欠缺，有点不足。外来佛教恰恰关注和解决的是“人生从何来，死向何去”的问题，专门讨论人的生死问题。佛教从表面上看，出发点是“人生皆苦”，如果没有这样的认识，佛教就不成其为佛教了。它是从分析人生苦难出发，然后帮助人们寻找到苦难的原因，通过修行来消除导致痛苦的原因，从而帮助人从生死苦海中解脱出来，这是它的基本构架。

但佛教非常强调所谓“自作自受”的“业报轮回”，它通过这种理论说教，把人们引向“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人生道德实践。它虽然讲人生皆苦，人生无常，但是它最终的目标还是要消除痛苦，以追求永超苦海的极乐，就是我们现实的人生。在它看来，所谓的幸福都是短暂的，它希望能够寻找到永恒的幸福。这种理论学说最终还是指向永超苦海的极乐，包含某种对人的肯定，包含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人生永恒幸福的一种向往。

佛教的“业报轮回”说，强调的是“谁造业，谁受报”，其他人都不能代替，不像中国儒家说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德可以在家庭、家族延续，祖上的德可以延续到子孙。佛教强调“自作自受”，强调每一个人的未来是由自己掌握的，幸福生活靠自己创造。当然它不是说世间的这种短暂的幸福。它认为人生无常，希望能够找到一种超脱有限的、实现无限的人生，所以它的特点是把人生由现世延长为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