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源远流长，经过了上千年的演变发展，形成以儒家为主，佛家、道家为辅的“三教合一”的基本格局。“三教合一”，现在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固定词汇。经常有人会问，“三教合一”是融合成一个东西吗？其实不是。三教合一，是指三家融合成中华文化的主流，但还保留着各自的文化独特性。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有很多相关的词语，比方说“玄佛合流”不是说玄学、佛学合成一个东西。在中国文化大流中，三教融合构成整个中华文化的主体部分，但它们还保留着各自的一些文化特色，互相交融，互相吸收。

“三教”意味着三个都是宗教吗？道家与道教，有的叫“道家道教之学”。我有时候用“道学”，但是儒家学者会反对。因为“道学”在历史上指称“宋明理学”“宋明道学”，《宋史》里的《道学传》是儒家的。但是“道家道教之学”，我想简称“道学”，现在也有很多学者在用。儒家和儒教，“儒”到底是“学”还是“教”，也有很多讨论。现在慢慢地转换成儒学的宗教性或者儒学的宗教功能。我最近写一篇文章，是《殷周人文转向和儒学的宗教性》，过段时间会发表，请大家批评指正。

这里的“三教”，我想回避其是否是宗教或者起重要作用，这是从古代延续下来的词。从南北朝就开始用“三教”了，三教之间的一些讨论、争论、论衡，到唐代达到兴盛。这里的“三教”，我认为主要是中国人强调的“教化”功能，教化之道。也有学者不同意，这都可以讨论。李生（音）先生曾经明确讲过，三教就是宗教之教。他认为先秦儒家就是“教”，先秦的道家也是“教”。我认为它是中国文化的三大基本组成部分，三大主干。

中国从先秦以来就有诸子百家之学，中华文化比较早熟，比较成熟，比较丰富，那外来佛教如何能够跟儒、道三分天下，成为中国文化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呢？经常有学生跟我讨论，佛教是赶超了儒、道吗？我们本来有诸子百家之学，最后外来佛教能够与道教、儒教并列，并与之三分天下，就是超过了很多其他的思想，表明它有一种特殊的能力，值得我们重视。

一种文化的长期存在，自有它深刻的必然性。文化的内在精神和社会人生的需求是它依存的最重要条件。我个人从两方面来考虑：一方面，一种文化能够为社会和人生提供所需要的东西；另一个方面，是从社会和人生的角度来看，它确实对这种文化有需求。一种文化再好，如果社会和人生对它没有迫切的需要，那文化的发展、它的实现程度可能就会受影响。反过来，如果一种社会现实的人生，对某种文化有特别的需求，但是一种文化形态不能满足它，那文化可能也会受影响。所以有内外两个条件：一个是有这种需求，一个是正好能满足这种需求。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佛教是印度创立的，但在中国繁荣兴盛。佛教能在中国传播发展，是因为它满足了中国的特殊需要。

佛教、儒家、道家能在诸子百家中间脱颖而出，有它深刻的内在原因，是它能够满足社会的需求。

第一是对中国文化特质的基本看法。“三教融合”“三教合一”，讲互补或者融合，总要有一个基点，如果两个完全不相干的东西，怎么互补，怎么融合？有共同基点的两个东西，才能够互相取长补短，互相补充。比如两个半圆合起来是一个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本质上是关于人的学问，最重要的特点就是重视、关注现实的社会和现实的人生。在理论上，它表现为探讨人的本质，探讨人性、人的价值、人的理想、理想人格的实现，以及人的生死与自由等，传统思想文化的其他一些特点都是由此而展开的。中国古代的哲学，古代的宗教，都表现出这样一种特点。

中国古代的宗教，无论是原始的宗教，自然崇拜，神灵崇拜，还是三代秦汉时的祖先崇拜、天帝鬼神祭祀等，乃至于土生土长的道教，都是以现世现生的生存与幸福为出发点和归宿，表现出一些与西方宗教以彼岸世界作为现世人生价值目标的显著差异。比如基督教的理想是“荣神益人”，荣耀上帝，一切的成就都是为了荣耀上帝。各种神灵崇拜、祭祀，都是为了保障人的幸福。在中国，人的生活就是一切，现世的生活并不是为了实现彼岸世界的理想。天帝神灵虽然高高在上，但它是保障现世人生幸福的重要力量。中国人信奉神灵的根本目的并不是出离人世，而是为了人世的生活来求福佑。这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影响非常深刻。道教追求神仙，看起来很超脱，实际上无非是想把现实的生活理想化，并把理想化的生活无限地延长。

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其出发点是视人生是苦海，讲究超脱生死轮回。但现实中，佛教被许多善男信女看作是保佑此生幸福平安或者来生幸福的宗教而信奉。如果到寺庙去看一下，会发现大部分的善男信女，其实求佛祖保佑都是希望生活更加幸福，若此生此世希望不大，还是希望来生投个好人家，来世更加幸福。

在中国哲学中同样没有对社会人生意义的绝对否定，没有否定此生此世自我存在的价值以回向神的倾向。有的更多的是对人的生活的肯定。荀子的“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固然体现出来“人定胜天”的信心。董仲舒讲“人副天数”“天人感应”，其实也是期望承天意，以实现美好的社会和人生，它的立足点、出发点、归宿都是美好的社会和人生。

中国有很多学派，有许多不同的观点，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重视现实的社会的构建和对人生幸福的向往。表现在哲学上，就是对人的主体价值和现世生活的肯定，只不过不同的学派，在人的价值取向上和在人的实现途径等问题上，所持的见解各有不同。这本身正好构成了中华人生哲学的丰富多彩性。

儒、道两家学说，就人生哲学而言，很具有代表性，而且非常具有互补性。秦汉以后两家能够脱颖而出，跟它们独特的文化精神是相关的。而外来的佛教之所以能够赶超中土原有的诸子百家学说，与儒家、道家并列，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有一套人生哲学，能够以超越生死的眼光对人的“生从何来，死向何处”，以及对现实的生老病死等问题作了探索。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传统儒、道对人的生死问题关注不够或者解决不够的缺憾。

儒家是中国文化的主流，也是中国文化的基础。在探讨人生时，经常会说“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表明它的思想重心、关注点更多的是在现实的社会和人生。儒家理论非常丰富，它非常重视人和人的生活。“马厩失火”，关注的是人，问人不问马，人的生命是最重要的，其他都可以放一放。“天地之性人为贵”，“天地人之才等耳，人岂可轻”，是儒家一贯的主张。这里说的“人”，有的认为是群体的人。过去有一种观点认为儒家强调伦理，强调群体，所以忽视了个人。我认为这里的“人”是一个大写的人。它既指群体的人，也指每一个个体的人。

《孟子》里面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如果嫂子掉到河里了，小叔子要不要伸手救？要不要拉她一把？礼仪讲究男女大防，男女授受不亲。“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小叔子拉嫂子，从礼上讲不合适。但如果你不伸手救她，你“是豺狼也”。所以“援之以手者，权也”，就是权变。孔子非常向往礼，但也非常强调礼是要有“损益”的，礼有增有减，增减损益的标准是什么？儒家在讲礼的同时，其核心概念就是“仁”，以“仁”为标准，这牵涉到儒家“仁”和“礼”的关系。

“仁者人也”“仁者爱人”，儒家是从人伦关系、社会关系中看待人性问题。儒家不是抽象地讲人性，不是抽象地讲所谓“仁”，而是在“仁爱”中表现出人性。人虽然是一种动物，但也是社会性的动物，人是群体的。荀子讲“人能群，群有分”，就要有不同的名分，有不同的社会规范。它从人社会关系定位人性，人性最核心的概念就是要“仁爱”。“仁”是单人旁加两个横，所以有时候讲“从二从人”，两人之间才能表现出人性来，人与人之间才能表示出仁爱。所以“克己复礼为仁”，就是说要能够克制自己，能够遵守规范，表现出人与人之间的仁爱关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都是强调人与人之间如何实现仁爱。

从历史上看，“仁”——“礼”——“家庭”——“孝悌”，家庭是社会关系中的一个，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是社会关系的基础。所以儒家讲礼，最初是讲“孝悌”，要孝顺父母，要尊敬师长，是从家庭的仁礼关系谈起，所以说“孝，礼之始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中国是以血缘为基础建立的宗法社会，宗法伦理是儒家的理论的主干，“人”是它的理论出发点。对人的重视和对人伦关系的强调，是儒家的两重性格，一方面构成了儒家的基本特色，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儒学在宗法型的社会中间难以摆脱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