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专制淫威大大胜于宋朝的优礼士大夫，皇帝对臣僚异常苛酷，很多诤臣都死于廷杖。

廷杖很残酷。廷杖并不是明朝发明的，根据现在记载来看，辽朝、金朝和元朝都有，但明朝某种意义上成为一个惯例和制度。很多明朝的所谓忠臣、谏臣，上朝前先同家人死别，然后犯死直谏，最后被皇帝打死。明朝士节也是有可歌可颂的，一不怕罚、二不怕死，值得称道。

但另一方面，明朝士风之糟，也同样令读史者触目惊心。

我引用了《明史·阉党传》的一些话，里边说了很多——无耻之徒争相趋附，特别是魏忠贤。明朝有三人帮：一个是明熹宗本人——天启皇帝；一个是他奶妈客氏；一个是魏忠贤。三个人左右整个明朝。下面趋炎附势的士人不计其数。当时有“阉党”这个名称。

中国台湾的梁庚尧先生，依据南宋的丰富史料撰写了《豪横与长者：南宋官户与士人居乡的两种形象》一文。但他没有说明豪横是主流，还是长者是主流。

漆侠先生对大学生常说，这点我们跟台湾学者有些区别，因为我们用马克思主义，他们不用马克思主义。因为按照马克思哲学思维，一般来说事情总是有对立的或对称的两极。好的一面、坏的一面，一面上、一面下。思维不可能是一方面。梁庚尧先生分析的豪横和长者，正好有对立和对称的两极理论。有时候可能有等量齐观的情况，大多数情况下总是一面是主导，一面是非主导，一面是主流，一面是非主流。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法。哪一种是主流？我个人看当然是：豪横是主流的。

这个单单从史料上不能够分辨。古代史料留下来的，有多有少。个人的视角也不一样。常说一分史料说一分话，三分史料说三分话。但有时候一分史料可以说几分话，几分史料也可以说一分话。这里面，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思维方法很重要。凭逻辑思维或考证是解决不了问题。像豪横和长者的分析，就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思维。

为什么今存的史料里，似乎精英们的比例比较大呢？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史料上的有善必录。写好的，不写坏的，因为要赞成（表彰）乡贤，要教化。另一方面是史料上的隐恶扬善。在任何时代，隐恶扬善都是很显著的。南宋高斯得有句话叫“为富者多，为仁者少”，因为大多数都为富不仁，这是阶级社会的基本事实。

那个学生的论文写了很多士大夫的善举，这也是事实。

我用这两个例子来回答比较全面。一个是朱熹在南康军和浙东施行的荒政，一个是南宋晚期黄震在抚州举办的荒政。这两个能比较全面地反映士大夫对发生饥荒时候的各种情况。有出钱捐资、救助贫穷的，但是也有其他情况，比如有的人不肯粜粮，不肯把粮食拿出来；有的人拿“湿恶粗糙米赴场出粜，有误民间食用”；有的拒绝拿粮食出来；还有的官吏贪污偷盗。一个是在抚州，一个是在浙东，都真切地反映了荒政的实际情况。地主阶级包括他的干仆，实际上也是地主阶层，趁人之危有多少？乐善好施的有多少？虽没有提供统计数，也能看出大概比例。

其实，在阶级社会中，剥削和统治阶级的多数是为富不仁，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如若仅仅摘取为富者仁、乐善好施的记录，就是以偏概全。论析豪横是主流，还是长者是主流，其实根本离不开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指导，唯以马克思主义阶级论为指导，方能有科学的论析。

比如现在的媒体，总是要表彰好人好事。像孔繁森等一些先进事迹，报道了不少。但是后人认为现在都是像孔繁森这样的好官符合不符合事实呢？大家心里都很清楚。虽然有的上了纸面，但也有很多没上纸面。用这么一些史料不能够说明问题。

马克思《资本论》里有关于英国矿难的内容，跟现在中国的矿难，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资本家宁肯要钱，也舍不得买安全设备，听任旷工死去。为什么150年前英国的煤矿主跟150年后中国的煤矿主一样？这个就是阶级。这是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知识。阶级论决定了这些人都是为富不仁。

历史上有一些亦好亦坏的人物，我文章里面举了三个，最后一个很典型。

台湾前辈学者程光裕先生写了《读宋史胡舜陟传》和《胡舜陟之御金论》，广泛网罗史料，对胡舜陟做了正面的肯定。胡舜陟是一个能干的官员，文武兼治，也有政绩。但他没注意另一方面的史料。朱熹文章有记载。当时，胡舜陟的官职广西安抚使兼贵州知州、经略安抚使，相当于现在的广西省委书记。因为秦桧出生在广西古县，他提出应该给秦太师造生祠。高登不肯造，说秦桧为相亡状，不能造，坚决反对。结果胡舜陟大怒。他用县丞来代替他，等于把他搁置，还想把他弄到狱里去。后来因为胡舜陟受到秦桧的迫害死了，这事就算了。

我曾经写过一个关于胡舜陟为什么得罪秦桧的考证。尽管胡舜陟后来想拍秦桧马屁，但秦桧还是记了前仇，把他置于死地。他们曾是同事关系，都在御史台做事。南宋初年秦桧独相期间，知道他底细的只剩胡舜陟。

如果胡舜陟算得上精英，这与某些学者所称精英的范围，是大不相同的。我觉得胡舜陟这样的人不算精英。

陆游是著名爱国诗人。他写了很多歌颂抗金民族英雄的诗。但他也赞颂陷害岳飞、甘当秦桧、宋高宗走足的张俊。《德勋庙碑》把张俊大加赞扬，说“社稷臣”只有张俊。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碑是张俊曾孙——张镃叫他写的。

古代一些政治比较好的士大夫，也有隐恶扬善之弊。

前世史料比较少，后世史料比较多，怎么研究，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互相对。我常说，研究历史人物最好的、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把他反面的东西全部摘出来衡量，看看到底有多少，再看这个人经不经受得起检验。这些方法现在都有。比如美国马丁·路德·金。他有一些亏行，但美国人为了宣传他的民权运动，没有公开他亏行的地方。现代也有这样的情况，古代也是存在的。所以单单从史料来判断精英，需要慎重，不是很可靠，需要几方面核对。比如程光裕赞颂胡舜陟，不是没有事实根据，但是拿另一方面史料来，就对胡舜陟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发现原来还有另一方面的事情。

现代知识分子需不需要有名节和气节。

我在《忆黎澍先生》的文章里说，中华民族需要马克思主义，需要像黎澍、漆侠、胡如雷先生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现在这个时代，恢复和强调古人倡导的名节观和气节观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这个时代知识分子也需要继承和发扬古人倡导的名节观和气节观，需要或应当强调有新时代内涵的名节观和气节观。

什么是新时代内涵的名节观和气节观？确实很难做出一个准确清楚的回答。但离不开五四新文化运动强调的爱国、民主、科学，离不开学术道德。目前祖国尚未完成统一，对于一切分裂祖国的思想和行为的反对和抵制，当然是一种爱国气节，但似乎还不够，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应当绝对正视本民族的一切缺陷和错误，不能文过饰非，不能颟顸自大，这也是气节观的表现！

专制主义和民主势不两立，伪科学和愚昧也与科学势不两立，如果为专制主义和伪科学辩护或者和平共处，不能算是气节观、守节。

古今有很多东西是相通的，需要连贯起来考虑和思考。为什么有些东西古代发生了，现在还会发生？这说明有时代条件，有马克思主义强调的必然性，一些偶然性里也有必然性。在这种情况之下，强调新时代知识分子应有气节观和名节观，还是需要的。不强调更糟；强调会有一点点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