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会写这篇文章？我稍微提一下。

这几年，改革开放确实带来了好处。在“文化大革命”前，片面地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总的来说这种现象不正常。改革开放以后，对外交流也多了，引进一些国外的东西，是一个好现象。

中国长期以来喜欢“一言堂”，“一言堂”王安石称之为同一道的。近代，提出了不同的概念，北京大学蔡元培先生提出“兼容并包”。“兼容并包”是符合科学发展客观规律的。但对个人来说，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择善而从，需要选择好的。选择好的，个人就会有不同的标准。张三说“甲好”，李四说“乙好”，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这需要互相比较，无非有四种情况，“甲是乙非”，或者“乙是甲非”，或者“甲和乙都不是”，或者“甲乙都有部分道理”。

这几年比较多的是引进国外的“社会精英论”概念。去年，河北大学博士生答辩的一篇文章，他把国内一些对士大夫赞扬的东西都集中在一起。他说：“中国士大夫在南宋已经到了成熟的阶段。”我问他：“什么叫成熟？什么叫不成熟？”他马上收回。但这确实启发我一些思考。另一方面，一些研究生包括国外的一些韩国学者、研究生，说：“怎么看待士大夫？”我特别受那篇文章的启发，我觉得有必要谈谈个人的看法。

我觉得各种不同的说法互相比较、互相争论是很正常的事。大家平平和和、一团和气，表面上看很好，实际上并不好，对学术发展并不利，应该有一些争论。无非两种方法。一个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事情不完全（我不说不对）。因为有的东西可以实践，比如飞机造好了，飞得上天、飞不上天、飞行时间多长等，可以检验出来。历史怎么检验？历史再重演一遍？这需要有争论。

目前，在中华古史研究中，盛行一种以士大夫为中心的史观。他们受目前史学思潮影响，至少对士大夫的关注远甚于对劳动大众的关注。以我个人可能不很准确地观察和臆断，时尚的史学思潮似有两个特点：一是关注点似集中于士大夫，而不是劳动大众；对士大夫的观念似又集中于官宦，对非官宦的士大夫则关注不够。二是将士大夫视为社会精英，他们在历史演进中扮演着正面或主导的角色。

比如一种说法叫“士大夫政治”。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士大夫跟皇帝共治天下，是一种古代专制时代比较理想、好的政治模式，这种模式多少限制了皇帝的胡作非为，对皇帝权力有所约束等。

历史演进是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教科文、军事等多方面的综合演进。

过去一般单用“文化”，我觉得改用教科文组织的“教科文”比较好，因为“教科文”包括得比较全面。

依照马克思主义史观，确实是将被剥削、受压迫的广大劳动大众看成历史演进的主干和主角。尽管他们往往并未参与到重大历史事件或变革，尽管伟大的历史人物在历史演进中起了巨大作用，但不能影响、动摇或排除劳动大众的主干和主角的身份与地位。

现代社会就是这样。中华文明这几年，任何一个不带偏见的西方观察家，都认为中华大地日新月异的发展，是事实。这难道不是经营18亿亩耕地的农民、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工人阶级劳动创造的吗？这是最根本的常识。觉得离开了他们，还有什么？北京是大城市，很繁华。但假如没有农民工，北京就是一座死城。所以必须要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上分析问题。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类的文明社会就是阶级社会，最基本的现象就是阶级划分。少数的剥削阶级统治、压迫和剥削多数的被剥削阶级，这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现象。

基于这个基础，产生了人间各种各样残暴丑恶的事情。再过一两千年也许也消灭不了。

但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以后，还是有人类的良知和正义存在，这个是不可的。

良知和正义，有时候时隐时现。有时候显得比较微不足道，有时候又显得有很大力量。比如，孔子主张仁，墨子主张兼爱，这同西方的还是相通的。从马克思主义本身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就是对无产阶级有仁爱之心。他们所处的阶级地位应该是剥削阶级和统治阶级，但他们认识到被剥削的无产阶级才是历史的主要组成，所以主动为他们谋解放、谋福利，创造了马克思主义。这是他们的伟大之处。

古代的士大夫看来与近代的知识分子一词有相近之处，但绝不应把中古的士大夫都视为官宦。按照南宋陈亮之说，可以区分为“乡士大夫”和“卿士大夫”，后者才是官宦。

宋朝有些特殊情况，一般特别称为“卿士大夫”，界限很清楚，科举出身的文官是士大夫。文彦博“与士大夫治天下”，就是暗示科举出身的文官，在这个时代是一种特殊的荣光，特殊的集团。但是有些人，文化很高，甚至比士大夫都高，但他不是文官，被士大夫看不起，不认为他是士大夫。比如宋徽宗时候的两个词臣，给他写诗的，一个叫曹组，一个叫曹勋。曹勋现在有文献留下来。还有宋孝宗的宠臣——曾觌和龙大渊。现在《宋词选》里有曾觌的词。他们文化很高，应该算士大夫。但他们不是科举出身，是武官。“武官”不要用现代军人理解。古代的武官，跟现代军人有很大差异。武官里有军人，有非军人。像曾觌、龙大渊、曹组和曹勋不是军人，某种意义上都是皇帝的文学侍从，所以宋人士大夫不屑与他们交往。宋人一些特殊的概念同前后朝有点不一样。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士大夫不属同一阶级或阶层，其经济和政治地位可以相差悬殊。

阶级和阶层本身这个名词没什么，但约定俗成，“阶级”指比较大的范围，“阶层”是阶级里边再区分一些小的范围。按马克思主义翻译过来，一般是这样的习惯。

有的学者喜欢用“士大夫群体”这个概念。不是“士大夫群体”这个词汇不能用，看用在什么地方。宋朝有一个官户阶层，官户阶层都是凭官职讲，其中科举出身的文官集团，可以叫群体。但从这个分析，表现就有很大差别，用“群体”，历史上说不通。

比如，士大夫在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等级授职制和人治的背景下，“与士大夫治天下”有很大的差异。最坏的典型，像宋高宗、黄潜善、汪伯彦、秦桧那样，狼狈为奸、同窝相挤。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赵与秦共天下”，特别在秦桧夺相，到他杀害了岳飞，排挤张俊、韩世忠以后。所以把士大夫天然有好的这种模式，通行历史各阶段，恐怕不合适。不能说一种群体，应该还从个别人来分析比较好。

这是我在盐城写的诗：“千官声喏虎牌下，一相义沉沧海涟。”因为当时，大部分南宋官员都投降了，但是陆秀夫投了海。我把士大夫群体里的糟粕、精英区分开，“千古陆公华夏魂”，“华夏魂”就是鲁迅先生说的“中国的脊梁”的另一种表述。

现在史学界盛行的是所谓的“社会精英”“主流社会”，这些名词在西方只有一部分学者用。我们拿来当做新鲜东西，“精英”共同理解应该是社会上能够起好作用的一些人，但这种名称值得商榷。

人们对社会精英固然也有多种理解，但恕我直言，其实无非是一双双势利眼，大致上认为社会上层的有钱有势（者）就是精英，至于无权无势的普通平民，当然就算不得精英。精英论在中华古史研究中的具体化，当然就是称颂士大夫，称颂富民之类。人们又称上流社会为主流社会，似乎社会上层就能主宰一切。

实际上，上流社会的基本情况是“骄奢淫逸”，下流社会的基本情况是“啼饥号寒”。因为古代生产力很低，老百姓能够粗衣淡饭，已经不错了。

我60年代到山东海阳，农村几乎就是古代农村，没有一样现代化的东西，有点化肥，连妇女的发髻还是古代农村里的。从农村来说，当时大部分人就是粗衣淡饭，吃的、营养各方面很差，有些老百姓生活相当艰难。我当时看到，一个叫“于海英（音）”的，全家三个人一条裤子，丈夫出去开会，老婆和孩子蹲在炕上。还有一家，生了七八个孩子。大冬天最寒冷天气，一个小女孩光着脚，穿单裤，在雪地上走。当时，中国的生产水平就是这样一个水平。60年代都这样，何况古代？

古代的生活水平远比现在简单。比如衣服，现在的衣服一层一层的，古代春秋夹衣（夹两层衣服），夏天一层单衣，冬天麻布衣服加点丝棉，整个生活是简陋的。从人数上来讲，过这种生活的人远比骄奢淫逸的人多得多，怎么能够说它是主流社会呢？这实际上就是眼睛向上。

讲历史，不能隔断现实。有一次看见中国香港凤凰电视（凤凰卫视）上有几个人评论，这几个人为山西煤老闆叫屈。这个闆，我用原来的“闆”字，现在一般都改成“板”，实际上最初这个闆，准确的繁体字应该是“闆”，我有意地写成煤老闆。当时山西把煤矿收归国有，开小煤窑的人的资产等于被没收了。凤凰电视（凤凰卫视）的三个人打抱不平，说中产阶层——他不叫资产阶级——在中国大陆起进步作用，是做出贡献的，说大陆民众有种仇富心理，为没收煤老板的煤矿资产拍手称快等。其实，现在中国大陆，如果稍稍接触一点实际生活，难道不清楚一个“人无横财不富”的道理？宋朝有个谚语叫“欲得富，须胡做”。

马克思主义理论说资本原始积累的追求财富的疯狂性、残酷性和不择手段，难道不是如今所谓中产阶层——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应该叫资产阶级——的主要特征。所以民众出现普遍的仇富心理，有什么难以理解的？

假如真能够按劳分配，劳动好的多得，劳动差的少得，这也是一种社会公平现象。避免平均化，提高社会效率。

现在不是这样，普遍情况是“人无横财不富”。很多大陆富豪都准备移居国外。为什么移居国外？因为得来的不义之财、昧心之钱，放在国内不安稳，出去以后好像安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