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沃里克郡埃文河上的斯特拉特福镇，卒于斯特拉特福镇。父亲约翰是沃里克郡的自耕农，1551年移居斯特拉特福镇，经营羊毛、皮革制造、谷物买卖等业。1565年约翰任斯特拉特福镇的民政官，3年后被选为镇长。莎士比亚是长子，曾被送到当地的文法学校学习拉丁文和古代历史、哲学、诗歌、逻辑、修辞等。十三四岁时，家道中落，曾辍学帮助父亲料理生意。1582年11月同邻乡富裕自耕农的女儿A.哈瑟维结婚，次年5月生女苏珊娜，1585年生孪生子女珠迪丝（女）和哈姆奈特（子），哈姆奈特11岁时夭折。

莎士比亚肖像画

1585～1592年，莎士比亚的生活经历不详，但后人有不少传说，如说他当过乡村教师，在某贵族府邸当过差，当过兵等，而传说最广的是说他偷了附近贵族乡绅路希爵士的鹿，逃往伦敦，时间推测在1586年前后。这段时期，传说他曾在剧院门前为贵族顾客看马，逐渐成为剧院的杂役、演员、股东。他最初写剧本多半是改编旧剧或同其他剧作家合作，稍后才独立创作。莎士比亚发表的第一部作品长诗《维纳斯与阿多尼斯》（1593）是由伦敦经营印刷出版业的同乡世交菲尔德出版的。这部作品献给年轻的新贵族南安普敦伯爵。他的剧团从1594年开始一直受宫内大臣的庇护，称为“宫内大臣剧团”，1603年詹姆斯一世登基后又改称“国王的供奉”。他同当时一些新贵族如埃塞克斯伯爵颇有交往。他的剧团也到女王宫廷演出，夏季或瘟疫流行时期，则到外省演出。1596年他帮助父亲申请并获得“家徽”（象征乡绅的社会地位）。1597年在家乡购置了房产，1602年又置了地产。他一生的最后三四年在家乡度过。去世后，葬于镇上的三一教堂。

莎士比亚故居

英国文艺复兴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承前启后的时期，这一时期有时又被称为“早期现代”，更点明了其承前启后性。莎士比亚作品反映了这一时期新与旧、激进与保守、自由与束缚、爱与恨、善与恶、民主与精英之间的种种矛盾，作品内容十分丰富。莎士比亚生活感受深，善于思考，艺术修养高，作品的形象性强。他吸收了欧洲各国的新文化、新思想，因而他的作品生动而深刻地反映了16～17世纪的英国现实，集中代表了整个欧洲文艺复兴的文学成就。

莎士比亚共写了38部戏剧，154首十四行诗，两首长诗和一些其他诗歌。在这些作品中，有的是与他人合作完成的。除两首长诗《维纳斯与阿多尼斯》和《鲁克丽丝受辱记》是在他生前自己发表外，其他剧作大多以四开本“盗印版”行世。莎士比亚的全部剧本是在他去世后由同团演员海明和康德尔搜集成书，于1623年用对开本发行，称为“第一对开本”，收入了36出戏，其中有一半在他生前未曾出版。

“第一对开本”把莎剧分为喜剧、历史剧、悲剧3类，此后学者们又进一步把有关罗马历史的剧本分出来，称为罗马剧，把后期喜剧分出来，称为浪漫剧或传奇剧。

1623年在伦敦印刷出版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史称“第一对开本”

1850年德国文学史家G.G.盖尔维努斯研究莎士比亚艺术技巧的发展，根据对莎剧诗行的研究，把莎剧分为3个时期：①1590～1600年，即历史剧和喜剧时期；②1601～1607年，即悲剧时期；③1608～1612年，即传奇剧时期。1870年英国学者道登和弗尼弗尔，也根据诗歌技巧和作品的情调把莎剧又分为4个时期，即把第一时期又分为1590～1596年早期抒情时期与1597～1600年历史剧和喜剧时期。

莎士比亚最早的诗作是《维纳斯与阿多尼斯》，题材来源于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变形记》，写爱情女神维纳斯追求青年阿多尼斯，但阿多尼斯不爱她，只爱打猎，在一次行猎中为野猪所伤致死。维纳斯十分悲痛。在阿多尼斯死去的地方，血泊中生出一种花，名为白头翁，维纳斯把它带回塞浦路斯岛。此诗主旨是说明爱情不可抗拒，文字绮丽。出版后风行一时，至1602年共出了7版，至1640年累计16版。

《鲁克丽丝受辱记》取材于奥维德《岁时记》等作品，写罗马王政时期最后一个国王塔昆的儿子塞克斯特斯从战场回来，奸污了同族柯拉廷纳斯的妻子鲁克丽丝，鲁克丽丝召回出征的丈夫，嘱咐他要报仇雪耻之后举刀自杀。最后，王朝被推翻，建立了贵族共和国。作者认为塞克斯特斯违背“荣誉”观念，新贵族应以此为鉴。作者又通过鲁克丽丝呼吁同情、怜悯与人道。此诗文字更为繁缛。

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共154首，大约在6年间陆续写成，主题是友谊与爱情。这种从意大利传入的诗体多采取连续性的组诗形式。1～126首写诗人同一贵族青年的友谊；127～152首写诗人对一“黑肤女子”的爱恋；最后两首为结束篇。诗人敦促贵族青年结婚，认为美好的事物应当代代相传而得到永生，反映了人文主义者对“人”的信念和对新贵族的希望。贵族青年有时对诗人冷淡，有时垂青另一个诗人，甚至勾引诗人的女友，但诗人以友情为重，表现和解精神。诗人对“黑肤女子”倾吐爱慕，但她被诗人的挚友拐走，诗人感到失望。在这些故事后面隐藏着人文主义者对真、善、美的看法和理想，也反映出社会现实。这些诗表现了对光明和未来的希望，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不和谐所引起的失望和焦虑。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感情并不奔放，而是有节制，有思想深度，有分析说理，同时形象生动丰富，语言运用巧妙，诗句节奏感强。

莎士比亚创作的英国历史剧共10部，其中8部可以归纳成为两个四部曲：《亨利六世》上、中、下篇和《理查三世》；《理查二世》《亨利四世》上、下篇和《亨利五世》。此外还有《约翰王》和《亨利八世》。新兴资产阶级期望国家统一，改造封建王权，以利于本阶级的发展。16世纪90年代伊丽莎白女王政权虽仍巩固，但王权继承问题日趋迫切，国内外封建势力蠢蠢欲动，1549年凯特领导的农民起义记忆犹新。莎士比亚关心民族命运，既反对封建内讧，也反对农民起义，要求在一个开明君主的统治下，巩固国内和平与统一。这就是他写历史剧的主旨。

前四部曲中，《亨利六世》上篇写英国在英法百年战争中由于贵族不和而失利；中篇写国内贵族的纷争和平民起义，引发内战；下篇写红白玫瑰战争，属于红玫瑰贵族集团的国王在内战中被杀。《理查三世》写篡夺王位的白玫瑰集团的首领爱德华四世死后，同族贵族理查用狡诈、血腥、毒辣的手段，登上统治宝座，但很快为敌党所杀，结束了玫瑰战争。约翰王虽然有反对天主教的一面，但他谋害了合法继承人，篡夺了王位，引起外患。

莎士比亚的历史剧《理查三世》剧照

后四部曲写理查二世优柔寡断，听信宠臣，不能维持贵族间的平衡。他的堂弟利用时机夺去王位，自立为亨利四世。亨利四世由于王位来路不正，终日惴惴不安，虽然两次平复内乱，但太子不务正业，王位前途仍然令人忧虑。后来太子改过自新，继位为亨利五世。亨利五世用对法战争解决了国内矛盾，夺回在法国的领地。在他身上，作者寄托了一个开明君主、民族英雄的理想。亨利五世改邪归正的转变过程反映出作者改造封建君主的思想。

《亨利八世》由几个片段组成，一般公认其中只有一部分是莎士比亚手笔，通过3个人物的悲剧，展示对新一代统治者的希望。

莎士比亚写了12部喜剧，这些喜剧各有特色。最早的《错误的喜剧》是根据古罗马喜剧家普劳图斯的《孪生兄弟》而改编的，喜剧效果全靠人物彼此误认而造成。《温莎的风流娘儿们》则是以《亨利四世》中的福斯塔夫为中心，反映市民生活。《驯悍记》虽然提倡婚姻自由，但也表现了作者男尊女卑的思想。《维洛那二绅士》写爱情的忠贞。《爱的徒劳》《无事生非》着重反对禁欲主义。《仲夏夜之梦》《皆大欢喜》则把爱情故事放在大自然的环境中，后者用大自然同宫廷的尔虞我诈做了对比。《第十二夜》通过次要情节，对清教徒的虚伪大加嘲讽。

莎士比亚的绝大部分喜剧以爱情为主题，但《威尼斯商人》则超出此范围。《威尼斯商人》写商人安东尼奥为了帮助友人巴萨尼奥成婚，向犹太高利贷者夏洛克转借现金，夏洛克出于妒恨，假意不收借息，戏约到期不还，可以割安东尼奥身上一磅肉。安东尼奥果然失期，开庭之日，巴萨尼奥的未婚妻假扮律师在法庭上击败了夏洛克。这出戏通过三条交错的故事线索，既颂扬了仁爱、友谊和爱情，但也通过夏洛克这一重要边缘人物的刻画，颠覆了主流社会引以为傲的各种正面价值观念。在莎士比亚的后期喜剧中，思想深度和现实主义的深度大大增强。即使所谓爱情喜剧，也显露出阴暗的一面。《终成眷属》中的海丽娜对勃特拉姆的爱情，受到后者社会地位观念的打击，但她却不择手段以达到目的。《一报还一报》（又译《请君入瓮》）里的安哲鲁执法犯法，把爱情作为交换条件。

伊丽莎白时代典型剧场（图为模型），莎士比亚许多戏剧就是在这种剧场演出

莎士比亚创作了12部悲剧，在《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和《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两剧中，作者对爱情和荣誉产生了怀疑。《尤利乌斯·凯撒》反映了反对权力集中的斗争。《科里奥拉努斯》写的是罗马贵族由于骄横而导致背叛与灭亡。

莎士比亚的悲剧之所以伟大，在于它们具有高度的概括意义。《哈姆雷特》是一出人文主义思想家的悲剧。哈姆雷特的父王被叔父杀害，母亲嫁给了叔父，父王的亡魂要求他报仇。这样一个简单的事件，促使他考虑到整个社会和时代，发现“整个时代脱榫”了，决定担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但他单枪匹马同黑暗势力较量，寡不敌众，最终失败。

《哈姆雷特》剧照

《奥赛罗》的主人公是作者创造的理想人物，他坦率而又疾恶如仇，他受到玛基维里式的阴谋家伊阿古的摆布，错杀了心爱的妻子。

《雅典的泰门》写的是虚伪的友谊使泰门变成一个彻底的厌世者。

《李尔王》最富于哲学意义，概括意义最强，处理了权威与爱、权威与社会正义的矛盾，用真诚的爱同虚伪爱进行对比，涉及了人性与大自然的善恶问题。剧本主要写李尔王从一个有绝对权威的封建君主变为一个人文主义者心目中“人”的过程，转变的媒介是同情。

《麦克白》的主人公是苏格兰大将，由于野心的驱使，杀死了慈祥的国王。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剧本探索人性的善转变为恶的过程。麦克白是一个立过功、有所作为的英雄，性格中有善良的一面，由于女巫和夫人的诱惑，他想干一番大事业的雄心变成了野心。一旦野心实现，必然引起一连串新的犯罪，最后导致灭亡。 　　

根据古罗马故事写成的流血复仇剧《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是一出主人公顾全大局但仍不能避免内讧的悲剧。

《罗密欧与朱丽叶》写一对青年分属两个世代为仇的封建家族，两人一见倾心，但不能结合。他们求助于劳伦斯神父，神父私自为他们举行了婚礼，并安排他们逃离维洛那，但由于偶然的错误，两人先后殉情。双方家长鉴于世仇铸成错误而言归于好。这首颂扬爱情的赞歌具有鲜明的反封建意义。

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剧照

莎士比亚写的悲剧是他对他那个时代重大问题深入思考的成果，是新兴资产阶级思想最生动形象的再现。

人文主义的理想同现实之间的矛盾是难以弥合的。莎士比亚晚期的4部传奇剧都以宽恕和解为主题。《泰尔亲王佩里克利斯》（一般公认前两幕不是莎士比亚手笔）、《辛白林》和《冬天的故事》都是写失散、团聚、诬陷、昭雪、和解。晚期主要作品是《暴风雨》，情节比较集中。故事写米兰公爵普洛斯彼罗被其弟驱逐，携带幼女米兰达逃往荒岛。他通过魔法掀起狂风把那不勒斯国王、篡位的弟弟安东尼奥、那不勒斯王子等所乘的船摄到荒岛。他宽恕了安东尼奥，恢复了爵位。王子同米兰达结了婚，一同回到意大利。普洛斯彼罗对待岛上土著居民的做法反映了资本主义的殖民过程。剧中也明确提出了人文主义者理想国的主张。全剧以宣扬容忍宽恕告终。

17世纪始，莎士比亚戏剧传入德国、法国、意大利、俄国以及北欧诸国，然后渐及美国乃至世界各地，对各国戏剧的发展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

莎士比亚的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在意大利演出剧本的扉页和插图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许多场合给予莎士比亚很高的评价，承认他在戏剧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马克思在1859年4月19日写给F.拉萨尔的信中批评了“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的创作方法，提出“莎士比亚化”这一重要论点。恩格斯在同年5月18日给拉萨尔的信中称赞“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也批评了“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的创作方法，赞许莎士比亚历史剧中“福斯塔夫式的背景”。

每个时代对莎士比亚的评论，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文学观点，也反映了莎士比亚作品的某些特点或侧面。莎士比亚的同时代剧作家B.琼森称他为“时代的灵魂”，但又批评他缺少“艺术”。这一评论定下了19世纪浪漫派出现以前批评的调子。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在古典主义影响下，评论界都承认莎士比亚有天才，但毫无创作法则。伏尔泰称他为“烂醉的野蛮人”。莎士比亚不仅不遵守三一律，而且在悲剧中掺杂喜剧场面。德国狂飙突进时期，G.E.莱辛和J.W.von歌德突破了古典主义的束缚，从莎剧反映“自然”（现实）中获得启示。浪漫主义时期，评论界进一步看到了莎士比亚剧中的思想感情深度，看到了莎士比亚诗歌的成就，特别对人物的分析感兴趣。这一时期的代表是德国的施莱格尔兄弟和英国的S.T.柯尔律治，以及20世纪初期英国的A.C.布拉德莱。19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评论家，以V.G.别林斯基、N.A.杜勃罗留波夫为代表，为开辟现实主义道路，着重指出莎士比亚剧作真实地反映生活，特别是人物刻画深刻。从浪漫派以来，绝大部分的评论是肯定莎士比亚的，持异议的则有L.N.托尔斯泰。托尔斯泰也从现实主义出发，指出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不可信，人物写得成功的原因是他所根据的素材本身就好。

20世纪前期西方对莎士比亚的评论经历了几个阶段，但主要是两个派别及其变种，可以称为“客观派”和“主观派”。前者从外部研究，如从当时舞台技巧、戏剧传统，从莎士比亚对旧情节的改编以及当时具体历史事件等角度研究；后者则从诗歌语言、意象、心理、哲学思想等角度研究。20世纪60年代最极端的评论则是把莎士比亚看成是荒诞派作家，把他比作当代荒诞派剧作家S.贝克特。70年代之后，随着“理论”的兴起，几乎所有重要的理论流派都有对于莎士比亚作品的阐释。而在21世纪，对于莎士比亚作品的解读更趋向一些重要的哲学和伦理学话题，如自由与束缚、邪恶与善良等。

俄国十月革命后，苏联和欧美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莎士比亚评论，从唯物辩证观点出发，以列宁的反映论为依据，联系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实际和文学的社会作用，对莎士比亚剧作做出了新的评价。1949年后，对莎士比亚的研究也做出不少成绩。

莎士比亚的名字是由传教士在1856年介绍到中国的。清末，中国思想界代表人物严复、梁启超及稍后的鲁迅也都在译著中提到莎士比亚的名字。莎士比亚的作品最初是通过翻译英国19世纪初散文家C.兰姆的《莎士比亚故事集》介绍过来的，1903年由上海达文社出版，题为《澥外奇谭》，译者不详，内容包括10个故事。同时，林纾和魏易则把故事集全部20个故事翻译出来，于1904年出版，题为《英国诗人吟边燕语》。中国最初上演莎剧，多以此书为蓝本加以改编。

莎士比亚的戏剧，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才用白话文和剧本的形式翻译介绍过来。田汉在1921年译了《哈孟雷特》，1924年译了《罗密欧与朱丽叶》。20世纪20～30年代的十几年间，莎剧的翻译出了许多种。抗日战争期间，翻译和介绍工作仍未间断，特别是曹未风和朱生豪，在艰苦条件下坚持系统的翻译工作。曹未风译了11种，于1942～1944年陆续出版；抗日战争胜利后，又以《曹译莎士比亚全集》的总名出版了其中的10种。朱生豪从1935年开始到1944年病逝前共译了31种剧本，1947年出版了27种。

抗战后期到1949年前，有曹禺译的《柔密欧与幽丽叶》、孙大雨的《黎琊王》、梁宗岱的《莎士比亚的商籁》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特别是50年代，出现了许多新译本，如卞之琳译的《哈姆雷特》、吴兴华译的《亨利四世》、方重译的《理查三世》、方平译的《捕风捉影》《威尼斯商人》《亨利第五》等。在莎士比亚诞辰400周年时，朱生豪的译本分11卷出版，题为《莎士比亚戏剧集》。此后，又对译文作了全面校订，缺译的剧本和诗歌都补译齐全，于1978年出版，定名为《莎士比亚全集》。1997年，方平等人又翻译出版了首套中文诗体的《新莎士比亚全集》。

话剧兴起以后莎士比亚的剧本开始在中国上演。五四运动以前的初期话剧可以查考的外国剧本，最多的是莎士比亚的作品，达20种。1929年和1937年，上海戏剧协社和南京戏剧学校分别上演过《威尼斯商人》。1937年上海业余实验剧团演出了《罗密欧与朱丽叶》。抗战期间，在大后方也上演过莎剧，在重庆演了《奥赛罗》，在成都演了《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演出的莎剧有在北京上演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第十二夜》《无事生非》《威尼斯商人》《麦克白》《一报还一报》和在上海上演的《无事生非》《罗密欧与朱丽叶》。改革开放后更有大批的莎士比亚剧作在各地上演，除改编成话剧外，还改编成各种地方戏上演。

1986年中国首届莎士比亚戏剧节

鉴于莎剧反映的知识面之广（涉及法律、历史、地理、政治、宫廷贵族的生活方式等），文学成就之高，19世纪中叶有些学者认为无论从出身还是所受的教育来说，莎士比亚都不可能写出这些作品，因而认为这些作品的作者或是F.培根，或是牛津伯爵E.德·维尔，或是C.马洛。但是莎士比亚的剧本是由他剧团的两位演员搜集的，同时代剧作家B.琼森还为此写了献诗；而此后的莎士比亚学者也大多坚信莎士比亚创作了这些作品，因此怀疑派的理论很难立足。不过，这一问题并未尘埃落定，而是作为一个文化现象，至今还不断为莎士比亚的生平增添着各种神秘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