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在词源意义上是由希腊语“人”（anthropos）派生得名。

人类学有两大历史脉络：①英国、美国“关于人的综合研究”的广义考量，是当今人类学研究的主流领域。它囊括了体质人类学、社会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其中文化人类学流行于美国，而社会人类学源于19世纪初英国、法国的社会学与人类学关系密切的传统。社会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均有别于以生物学为基础的体质人类学。当今学界，除人类学思想发展史外，不再区分使用社会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而采用合二为一的用法，即人类学多指社会与文化人类学。②以德国、奥地利为首的包括民俗学在内的民族学研究的狭义考量。

人类学的研究属性分为两大类：①与考古学、古人类学相互联系构成人类进化史。它是以人的自然属性为依据，在自然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指导下的体质人类学研究，与生理学、遗传学、解剖学、语言发声学相关，主要成果体现在人种学领域，同时被应用于现代医学、考古学和法医学等领域。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这一研究已逐步延伸至生物学中的基因（DNA）与人类进化、传播等相关领域。②以人文社会科学为基础的人类学研究。当代人类学受美国人类学的影响，作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后天的人为事实作为研究对象，即以研究人类活动及由人类创造并传承的人为事实（造物、价值观、象征）及其实践为己任，并从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中探索人及人为事实的特殊意义和普遍意义间的关系，探究人类从古至今的各种生存方式及其观念体系（ideational system）。它包括关于人类学的哲学思考的“元人类学”（meta-anthropology）的研究，探讨在特定、经验观察的行为模式下对于人的超越文化价值的一般性理解和认识，亦称“超验人类学”。人类学是“关于人的综合研究”，因此随着它的发展及其关注焦点的变化，当代人类学专业表现出跨学科的交叉特点，诸如法人类学、经济人类学、医疗人类学、数码人类学、视觉人类学等分支学科，它们在跨学科、交叉学科领域十分活跃。这些人类学分支学科用人类学的方法和视角处理法律、政治、生态、医疗、社交媒体等人类活动的任何事项。

对他者世界的兴趣源于对自我认识的欲望。人类学诞生之初曾有这样一种好奇心——对他者（others）的兴趣。这一问题的潜台词是，人存在于自己生活的社会中是合理的、天经地义的；而那些异己的、另类的才是研究兴趣的焦点。从人类学前身的冒险家活动开始，人们就惊奇地发现人及其行为的多样性：“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走向哪里？”……这类疑问是早期人类学家研究兴趣的起点。同时，作为人类学的基本问题之一，早期人类学家研究的初衷也是为了证明自己存在的缘由以及正当性。正如庄子在《齐物论》中所说：“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人们对于他者的浓厚兴趣出于对自我的理解与定位。这里的“他者”在人类学发展初期就是指那些欠发展的部族社会，这与人类学产生于发达的欧洲工业社会这一历史背景有着直接关系，导致大量的早期人类学研究均集中在对异族文化、部族社会的研究。在19世纪的欧洲，除对人类学研究有深刻影响的马克思、M.韦伯、É.涂尔干等社会学家对自己所处的社会进行了研究外，其他大多数人类学家都将注意力放在了“他者世界”，客观上也巩固了西方世界对人类学的解释权。直到20世纪中叶，从殖民统治中独立、解放并发展起来的第三世界人类学，出现了立足于本族文化与社会研究的新迹象，诞生了一批本土人类学家，如中国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

人类学研究的主题是文化，这一说法的依据在于人与人、人与自然环境的各类关系是永恒的。文化作为表达人与人、人与自然间关系的意义系统，具体地反映在人们的思维方式与行为习惯上。

文化在两方面得以证实：其一是传统，其二是想象与创造；同时它们又统一在后天的“人为的事实”上。文化通过承载人们的习俗（custom），又称“文化传统”（cultural tradition），得以传承与传播。因此，文化既包含习惯性行为的经验层面，又包含诸如知识、象征、信仰、价值观等观念层面。在社会生活的实践空间与历史进程中，文化又表现为不同形态，如英国人类学家J.G.弗雷泽、B.K.马林诺夫斯基、S.J.汤巴亚（Stanley Jeyaraja Tambiah，1929～2014）等将巫术、神话、宗教、科学定位在人类行为心智、精神层面加以分析；更多的人类学家则关注人类的艺术、语言、婚姻、物质、经济、法律、政治等所表达的经验世界。无论在精神还是经验世界，文化作为一种习俗，可被习得并构成代际传承。文化这一主题包罗万象，其中的传统与创造丰富多样，因此如何表达和理解文化就成为人类学永恒的主题，也孕育了诸如社会进化论、传播论、文化相对主义、结构主义、象征论等诸多理论流派。

相对于“文明社会”的社会形态一般被统称为传统社会，早期的人类学研究对象主要是那些遥远、陌生的传统社会。人类学之所以将传统社会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是因为人类学产生于相对发达的西方社会，出于对异己的他者的兴趣，以及确立自我正统性的需要，人类学把无文字社会或史前史（prehistoric archaeology）部族社会的问题看作“文明社会”论中派生出的一个问题来对待。因此古典社会进化论者认为，史前史或无文字社会不仅在空间上，而且在时间上与文明社会属于同一年代却处于不同时代。换言之，研究人类的发展史、史前史及无文字社会成为人类学最初关注的主要目标。在认为人类“心智同质”（similarity of mind）的前提下，以物质文化的发展程度为衡量标准，设想西方人的“先祖”就在现存的不发达地区，并通过对部族社会的研究证明当时西方文明的正当性和权威性。简言之，发达社会对部族社会或无文字社会的研究也就是对发达社会自己前身的研究。这一假设不仅意味着人类源于一个祖先的历史哲学的思考，而且也预示了人类未来发展的方向。其理论前提是，人类的精神也是由低级向高级、简单向复杂，从“自然王国”向“自由王国”演变的一个过程。这一领域与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有良好的互动。

为什么人类要从实践和精神层面划分“我们”与“他们”，表现出不同地域、不同群体的认同和排他性？人类始终被这一问题困扰，即人们在现实中主动或被动地分为“我们”与“他们”，甚至同类相惜、异类相斥；而且它与时俱进，至今仍没有一个本质的改变。他者既是一个哲学层面的问题，同时又是一个经验层面的问题。庄子所说的“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的千年问题伴随人类成长。然而人类始终离不开人与人的相关性，而且“我们”才是“主角”式的和能动的，他者的存在价值并不在于他者本身，而在于自我相关的人际性中。儒家文化圈表达的是一个礼乐之邦的同心圆，越远越模糊；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中表现的中国人的“自我主义”也向人们证明，人类是在相关关系中生存的。

从人类学呈现文化的方式及思想的活跃、多样程度看，它并非像自然科学那样去探索“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界的法则，而是阐释与理解由人类创造的规则。其研究目的来自两个传统：①对他者的兴趣。人类学早期十分关注人类繁衍及其演变的轨迹，在针对遥远、异己的他者的研究中发现不同文化，彰显研究对象的特质与差异。人类学早期的研究方法为跨文化比较研究，并对不同文化进行类型化，甚至刻板印象化。其结果是呈现一种历史哲学框架下的人类发展轨迹，或拒绝文化传播与发展的文化相对主义。②研究方法本身。面对如此庞杂、多样的人类社会与文化，人类学研究必须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一般意义的“理想类型”，因此也出现了诸如社会进化论、传播论、功能论、结构主义、文化相对论以及象征论等思想理论。文化不仅表现出多样性，它也给人类学思想赋予了活跃的、民主的特征。

人类学的研究目的可以总结为以下3个方面：①文化多样性有无共性可言？如何能够理解这项工作？②研究对象为人文规则，研究者需要进行主动的阐释与理解。在该意义上，人类学真正地在经验层面和知识生产层面提供成为原创科学的机会。③人类学是针对他者理解的解析，达成理解他者之理解的一种“沟通理性”。这种关注点的转换将叙事作为人类经验的根本特性，是一种更大的理论关怀。

由于人类学的研究目的首先在于尽可能忠实地再现每个研究对象的活态面貌，因此民族志方法是人类学研究的基本方法，适应人类学研究对象复杂且多样的情况。人类学者依据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来理解他们如何感知自我与整个社会。

人类学的方法经历了从书房走向田野的变化。马林诺夫斯基注重田野和参与的研究方法改变了以往只注重文献、游记的人类学研究风格，参与观察式的田野工作成为这一变化的分水岭。

人类学方法论的基本原则表现在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同时在场的田野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参与观察被视为人类学研究的基本立场。从美国人类学家F.博厄斯的文化相对论到其弟子的“文化模式”论，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有其自身的历史轨迹与价值体系。之后，无论结构主义学派的法国人类学家C.列维-斯特劳斯还是解释学派的美国人类学家C.J.格尔茨的“野性思维”“地方性知识”“语境”等概念，人类学的方法论展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参与田野观察的相处之道，其中包括移情、对话、反观性等无不彰显人类学在方法论上从“术”到“道”的升华。因此，对一个人类学研究者来说，他（她）不仅要学会当地语言，过语言关，还要过生理关、生活关和价值关。这“四关”也被誉为“人类学者在学习他者文化过程中的修行”。马林诺夫斯基之后的人类学者遵循了经典人类学的传统，即“参与观察遥远的他者世界”。费孝通作为马林诺夫斯基的中国弟子，开始运用人类学方法论研究本族文化的现象。一方面是由于第三世界国家的人类学家开始崛起，另一方面也意味着针对西方霸权思想的反思，第三世界国家的本土人类学家开始有了文化自觉。

随着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发展，世界日益相互关联，从政治、经济、文化、消费、互联网等角度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已是人类社会的新常态。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开始意识到他者不再遥远、不再封闭，开始研究自己身边，乃至于自己心目中的所谓“他者”。不仅在哲学层面，而且在经验层面，人们开始意识到“我们也是他者的一个组成部分”。数码时代进一步证明，他者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新媒体时代更加速了虚拟现实的影响力，象征暴力无处不在，任何一个偏僻村落的事件瞬间可转变为世界性事件，他者既可以是“熟悉的天涯”，也可以是“遥远的比邻”。人类学面对田野的变化，重新思考“他者”的意义，这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参与观察”也从物理意义上的互动，转变成了观念上的互动与互为主体。D.米勒（Daniel Miller，1954～ ）等一批当代人类学家开始注视数码时代人们的行为方式与思维习惯，主张线上、线下并举的研究策略。一方面研究者需要注意虚拟社会，社交媒体（social media）、自媒体等对本土文化及人性的影响，另一方面文化主体在选择及其价值观上对社交媒体的能动作用。这一领域既涉及技术革新与人性间经验层面的传统议题，也会直接影响人类学在表述文化方面的宏大理论及其方法论层面的创新。

作为社会科学中的一分子，人类学也密切参与人工智能、生物技术领域的大讨论。现实问题告诫人类，传统意义上的“生物决定论”或“文化决定论”的两分法故步自封、自圆其说，这或许有利于自己学科的理论建树，但它并不利于解决人类共同面对的文化传承与传播、生态链的环境问题。相反，它需要人类新时代意义的大联合，打破因知识分工造成的壁垒和不对话、不合作的局面。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关注文化、社会的同时，将科学家的研究行为及其成果也纳入分析视角。譬如，人工智能在物质上给人类带来了功能性便利的同时，很多与社会、文化，甚至人类生存相关的道德问题并未跟进。生物技术的大发展，生物学与人类学的关系愈加紧密，如转基因食品、克隆人、基因信息安全、生物战等领域的问题，人类学仅仅停留在科学伦理意义上的讨论，还没有看到这一领域的跨学科合作的有效讨论和有力成果。再如艾滋病传播这种人类公关科研项目，已经远非一个医学问题，而是深深嵌入于具体文化、制度、道德领域的综合性问题。关于这些人类攻坚项目越来越需要“跨界”，即跨国籍、跨专业、跨文化的人类学研究。这也是对未来人类学发展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