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阿尔茨海默病有典型的认知（特别是记忆）方面的损害，抑郁症有明显病态的抑郁体验，而儿童注意缺陷障碍的主要特征是多动。这些认知、情绪、行为改变使得患者感到痛苦，功能受损或增加患者死亡、残疾等的危险性。精神障碍的核心部分是失去现实检验能力、有明显幻觉妄想的精神病性障碍^[注]，外围是一些神经症性疾病^[注]，如焦虑抑郁，再外围可能是一些人格、适应不良等问题。精神（心理）健康^[注]与精神障碍并非对立的两极，而是一个移行谱。常见的精神障碍有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性精神障碍、更年期精神障碍、偏执性精神障碍及各种器质性病变伴发的精神障碍等。

精神障碍的致病因素有多方面，包括生物学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等。影响精神健康或精神疾病的主要生物学因素大致可以分为遗传、神经发育﹑感染、躯体疾病、创伤、营养不良、毒物等。纵观上述对精神疾病病因学探讨，生物学因素（内在因素）和心理社会因素（外在因素）在精神障碍发生、发展过程中均起着重要作用。实际上，生物学因素与环境因素不能截然分开，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影响人类行为。即使是有高度遗传度的疾病，同卵双生子也并非一定共病。遗传与环境如何相互作用，是研究的热点与难点。在讨论精神障碍的原因时，必须区分关联、危险因素、疾病的结果和病因。人们常常认为，精神刺激是导致抑郁的原因，但实际上，精神刺激与抑郁之间可能是因果关系，可能是某种形式的关联，也可能是果因关系。如果发现应激性生活事件与抑郁症有关，只能说明他们之间有某种联系；需要进一步明确应激与抑郁在时间上的联系，即使是应激事件发生在抑郁之前，仍不能确定应激与抑郁一定是因果关系，而很可能是应激为抑郁的危险因素（先于疾病存在的生物、心理、社会因素，能增加疾病发生的可能性）。精神障碍的危险因素多种多样，相互交织，有些危险因素可能作用更大，有些则可能是附加的或派生的。

精神障碍患者因为患病不能正常工作、学习，行使自己的社会责任，也可能由于社会歧视而丧失工作、学习机会。其对家庭的影响不仅仅是治疗、照顾的负担，还包括诸如家庭成员的精神付出、重新适应、忍受社会歧视等等。传统上，评估某种疾病对健康的影响主要是从发病率、死亡率等来理解。但是这些指标主要适合于某些急性病（这些疾病的转归要么痊愈，要么死亡），对于慢性疾病、特别对精神障碍就不合适。精神障碍多是导致残疾，而非死亡。

1993年，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与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对于全球疾病负担（GBD^[注]）进行评估，引入了残伤调整生命年（DALY^[注]）来量化疾病负担。DALYs指因死亡或残疾而丧失的健康生命年数，通过权重来表示不同疾病所致残疾的严重性。例如重症抑郁所致的疾病负担与失明或截瘫所致的疾病负担相当，而重性精神病（如精神分裂症）发病期所导致的疾病负担等于全瘫所致的疾病负担。据统计，非感染性疾病占全球疾病负担的比重日益增加，精神障碍占整个疾病负担^[注]的15%以上，其中，中低收入国家为10.5%，高收入国家为23.5%。研究预测抑郁症将在世界范围内成为致残的第二大疾病。

21世纪是“脑”的世纪，包括精神病学与神经病学及老年医学会有很大的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方法学的创新，治疗手段的提高，精神障碍的病因和发病机理会更加明确，精神障碍患者的预后和生活质量也会大为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