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者杨坚，袭封隋国公，故称隋。建都大兴城，唐建国后改称长安（今陕西西安），隋炀帝时以洛阳为东京。历文帝杨坚、炀帝杨广、恭帝杨侑三帝，共38年。大业五年（609）时有郡州190个，县1255个。是时隋朝疆域，东、南皆至海，西至且末，北至五原。

隋朝世系表

隋时期形势图

大象二年（580），周宣帝宇文赟死，其子周静帝时方8岁。内史上大夫郑译、御正下大夫刘昉假传遗诏，召周宣帝皇后父杨坚入宫，以左大丞相、都督内外诸军事名义掌握军政大权。

徐侍郎夫人出游图（局部，山东嘉祥英山一号隋墓壁画）

杨坚并无煊赫大功，也没有超越诸大臣的实权与重望，仅凭借军事贵族的家世与后父的地位得掌大权。但由于周宣帝诛戮大臣，当时朝中已无有力的反对派。杨坚掌握府兵集中的关中，军事上对地方居于优势。他在元老宿将李穆、韦孝宽的支持下，凭仗关中军事力量，仅用了不到半年时间，就迅速平定了反抗他的相州（治所在今河南安阳南）总管尉迟迥、郧州（治所在今湖北安陆）总管司马消难、益州（治所在今四川成都）总管王谦。三方叛军在不同程度上都和北齐旧臣有关。特别是尉迟迥，所用多齐人，如亲信谋士崔达拏就出身于第一流高门博陵崔氏。他起兵时“赵魏之士，从者若流”，不久就至数十万众。尉迟迥起兵，实际上代表了关东士族豪强的割据愿望。司马消难自己就是北齐旧臣；王谦所用之人也有北齐后主的宠臣高阿那肱。所以，杨坚平定三方是在北方统一的基础上进一步削弱割据力量。

平定地方叛乱的同时，杨坚还屠戮了宇文氏诸王。在消灭内外政敌以后，大定元年（581）二月，杨坚代周称帝，国号隋，改元开皇，是为隋文帝。

自从西晋末年以来，南北分裂将近300年，历史发展趋势是统一，隋朝完成了这个历史任务。

隋朝初年，北方突厥的势力强盛，与隋朝相对抗。开皇二年（582），隋军挫败入掠河西以至弘化、上郡、延安（今陕西北部）的突厥军。突厥汗国的内部矛盾随之激化。三年，突厥分裂为东、西汗国。五年，东突厥沙钵略可汗归附隋朝，经隋朝同意，率部内迁白道川（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北）。北方获得安定，隋朝于是有力量转向江南。

青瓷武士俑（ 湖北武汉周家大湾出土）

八年十一月，隋文帝发兵51.8万人伐陈，以晋王杨广为统帅，大举南进。次年正月攻占建康（今江苏南京），俘后主陈叔宝。岭南在高凉（治所在今广东阳江西）太守冯宝妻冼夫人的协助下也迅即安定。 

南方的地方豪强在梁陈时势力扩大。十年冬，豪强纠集民众暴动，遍及陈朝旧境。隋派兵镇压，次年即告平定。这次镇压，沉重打击了江南的割据势力，有利于巩固统一。

白瓷黑彩侍吏俑（河南安阳出土）

隋文帝和隋炀帝统治前期，隋朝先后进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完成和巩固统一，强化中央集权的改革。 

开皇元年，隋文帝废除西魏、北周仿照“周礼”制定的“六官制”，参酌魏晋以来的变化，基本形成以尚书、内史（即中书）、门下三省为行政中枢的制度。魏晋以来处于发展中的官僚机构，在隋代形成了完整严密的体系，并为唐代继承和发展。

南北朝时期州郡设置多而且乱，或地不满百里设置数县，或两郡共管一县。三年，隋废罢境内500余郡，改州、郡、县三级为州、县两级。州置刺史，废除过去例加的将军号以及军府、州府两套僚佐的制度，将州府和军府合一。隋还沿用旧制，凡军事上较重要的州设置总管，兼任刺史，一个总管统辖邻近几个州的军事。 

汉代以来，中央的三公府包括与三公地位相当的最高级官僚和地方州、郡、县府的属官，照例由长官自行委任，即所谓“辟举”。地方机构属官规定必须由本地人充当。随着士族豪门势力的强大，辟举道路被他们垄断，成为门阀制度的一个重要环节。后来经过长期演变，三公府的辟举权实际上不再存在，地方州府的辟举权也日益削弱，但仍然是士族豪门的入仕途径。开皇三年，实行六品以下官吏全部由尚书省吏部任免之制，地方各级机构的属官从此由朝廷委任，也不局限于本地人。彻底废除了传统的辟举制。并规定，刺史、县令三年一迁，佐官四年一迁。保证门阀世袭的九品中正制也在隋代废除。这些都表明了门阀世袭制的衰落和中央集权制的加强。 

九品中正制废除后，作为统治阶级核心的关陇贵族的子弟以及高官子弟，仍可以门荫出身，即按照父祖官位取得的做官资格，升任高官。一般地主入仕主要通过吏职和军功。州郡岁举秀才和孝廉在南北朝后期已向一般地主开放。隋代继续岁举秀才，同时又先后设立了进士科与明经科。进士科与明经科在隋代虽然录取名额很少，在当时并不占有重要地位，但对后世有很大影响。

隋代沿袭西魏、北周的府兵制。府兵创立时兵士只限于鲜卑人与鲜卑化的各族人，基本上沿袭北魏以来鲜卑人当兵、汉人务农的政策，带有种族隔离的性质。西魏时把府兵中的汉姓改为鲜卑姓，使府兵具有部落化的性质。北周后期，大量汉人被募充府兵，入军后全家由民籍转入军籍。大象二年，杨坚为北周大丞相时，下令西魏时受赐鲜卑姓的汉人一律恢复汉姓。这具有破除鲜卑人当兵、汉人务农的意义。开皇十年，隋文帝下诏，府兵全家一律归入州县户籍，受田耕作，只有本人作为兵士由军府统领。这一措施清除了胡汉分治的遗迹，适应了民族融合的时代要求，有利于统一。

隋文帝时制订《开皇律》，隋炀帝时又修改其中某些苛重条文，于大业三年（607）颁行，即《大业律》。

开皇三年，隋文帝下令轻减赋役，后又实行输籍之法，招徕了部分逃亡农民。大致在开皇九年统一江南之前，隋朝政府控制的户口已增加到六七百万，他们大都是自耕小农，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者，也是赋税徭役的主要负担者。当时还有在地主土地上的劳动者，主要是来自“浮客”，即逃亡农民的“佃家”“佃客”。此外，还有一部分奴婢和部曲参加农业劳动。隋炀帝时全国在籍户数890余万，人口4600余万。

隋五铢钱

隋朝政府重视农业生产。隋文帝时期，在各地兴建了一些水利灌溉工程。开皇五年，又令诸州以民间的社为单位，劝募当社成员捐助谷物，设置义仓，又称为“社仓”，以备水旱赈济。十八年，隋文帝派遣水工巡视各地水源，随地形高下，发丁疏导。

灰陶磨、执箕女俑（河南安阳出土）

在农业生产发展，人口增加的基础上，隋朝国库之富裕也是前所未有的。经过多年蓄积，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和诸转运仓所储谷物，多者至千万石，少者也有几百万石，各地义仓无不充盈。两京、太原国库存储的绢帛各有数千万匹。

白瓷束腰盖罐（陕西西安姬威墓出土）

隋代丝织、瓷艺制造、造船等手工业都有所发展。隋代手工业生产结构基本上承袭前代，除了广泛地与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手工业以外，一些具有专业技能的工匠居住在城市，他们主要以家庭成员组成手工作坊，父子相传，成为匠户。他们可以自己开业，但严格地受官府的控制，不属州县，隶属于管理官府手工业的机构，每年轮番到所属官府作坊中服役两个月，免除兵役和力役。

可能还有一些工匠长期在官府作坊中服役。官府手工业原先由主管金帛储藏的太府寺兼管，隋炀帝时划归少府监管理。少府监有左尚（制造车舆和随车仪仗等）、右尚（制造甲胄、鞍辔及其他杂物）、内尚（制造祭祀用品和宫廷所用精巧工艺品）、织染（制造冠服和染色）、掌冶（熔铸铜铁器）等署，分管各专业作坊，劳动者是所属的各种专业工匠。此外，还有主管建筑的将作监，下有左校（管理木作）、右校（管理泥作）、甄官（管理石作和烧造砖瓦）三署，劳动由作为正役征发而来的百姓承担。

高足金杯（陕西西安李静训墓出土）

隋代商业也获得发展。大兴、洛阳是国内最大的都市。大兴城置有二市。东京洛阳置有三市。东市丰都市最大，周围8里，开12门，市内有120行，3000余肆，四壁有400余店，北市通远市周围6里，有渠通往洛口，可通大船，来自各地的船舶数以万计。陆海两道的丝绸之路仍然是对外贸易的通道。陆道以张掖为中心，聚集着国内西北各族和外国商人。南海（治所在今广东广州）是最大的贸易港口，输出丝绸，输入象牙珠宝等传统商品。

隋代的陶屋（洛阳博物馆藏）

开皇四年，东突厥沙钵略可汗与隋和好。五年，南迁塞内。十九年，隋朝扶助启民可汗为东突厥大可汗。大业三年，隋炀帝巡视北境，到了榆林（今内蒙古托克托西南），启民可汗来朝，隋炀帝在千人大帐内设宴款待启民可汗和诸部落酋长等3500人。在巡游途中，隋炀帝又亲自莅临启民可汗牙帐和部落所在地。

西突厥由于内部纷争和对铁勒的战争，力量削弱。大业七年，处罗可汗朝见炀帝于涿郡（治所在今河北涿州）的临朔宫。处罗可汗的部众，部分入居于会宁（治所在今甘肃靖远），另一部分居于楼烦（治所在今山西静乐）。

菩萨石像（上海博物馆藏）

大业五年，隋炀帝西巡河右。平吐谷浑后，隋在今青海及新疆境内设置西海（治所在今青海湖西端）、河源（治所在今青海兴海县东南）、鄯善（治所在今新疆若羌）、且末（治所在今新疆且末南）四郡。原来受突厥控制的伊吾吐屯设内附，随后，隋于其地设置伊吾郡（治所在今新疆哈密）。高昌国王麴伯雅亦到张掖朝见隋炀帝。这样，通往西域的南、中、北三道的门户，便全部被隋朝所掌握。为了管理西域事务，隋设置了西域校尉。同年六月，在燕支山下，隋炀帝在巡游用的“观风行殿”（下有轮的巨型活动房屋）上张设盛大宴会，款待伊吾吐屯设、高昌王和其他来朝的各族首领30多人。隋炀帝还曾派人出使流求（今台湾）。

开皇年间对外交往较少。大业三年，隋炀帝派遣使者从海道出使赤土（大致在今马来半岛）和日本，并由陆道遣使到吐火罗（今阿富汗北部）、罽宾（一般指今克什米尔）、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天竺的王舍城（今印度比哈尔邦巴特那南）、波斯（今伊朗）。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流域康、米、史、曹、何、安、小安、那色波、乌那曷、穆等昭武九姓国，在大业中都遣使来隋。

日本圣德太子几次遣使来隋。隋炀帝也曾遣裴世清报聘。朝鲜半岛三国中，除了高丽曾和隋发生战争外，百济、新罗都和隋朝保持友好关系。

东南亚各国与隋通使的有林邑（今越南中南部）、赤土、真腊、婆利（在今婆罗洲）、丹丹（在今马来西亚，一说在新加坡附近）、盘盘（在今泰国，一说马来半岛北部）等十余国。

隋朝时，国家掌握了大量的自耕农，可以积累大量的财富，还可以同时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去从事其他时期不易完成的事业。隋炀帝即位后，修东都，开运河，筑长城，到处巡游，无论是节奏、速度还是效率，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少有的。但是这种做法很快便超过了农民的承受能力。 

仁寿四年（604），发丁男数十万掘长堑。大业元年，营建东京，月役丁200万。同时征发河南、淮北丁男百余万开凿通济渠，又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同年还在江南采伐木材、制造龙舟和数以万计的大小船只。粗略估计，从仁寿四年十月到大业元年十月的一年间，被征发的丁男不少于400万。大业二年，全国户数为8907536户，平均每两户征发一丁，丁男征发的比例和死亡率都高得惊人。

大业三年，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虽二旬而罢，但死者过半。次年征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丁男不足，以妇人供役。同年还发丁男20余万筑长城，征河北十余郡丁男凿太行山，开通往并州的驰道。从大业三年五月到四年七月一年多的时间内，所发丁男以及妇女，约300万人次，征发地区包括今内蒙古、山西和河北。隋炀帝四处巡游，也征发了大量农民。当时这些地区的户数，约为350万户，征发比例更高。这些征发大大超出了人民所能承受的限度。

大业七年，隋炀帝下诏准备攻打高丽。在不到十个月的时间里，就在涿郡集中了战士113万人，从事运输的民夫200万人。300多万劳动力被征发，社会生产已无法正常进行，耕稼失时，田畴多荒。 

大业七年，邹平县民王薄于长白山（在今山东邹平南）起义，自称“知世郎”，作《毋向辽东浪死歌》号召反抗。战争尚未进行，农民就开始暴动了。在第二次东征过程中，大贵族杨素之子杨玄感以“为天下解倒悬之急”起兵，一些贵族高官子弟亦参加。统治阶级内部也趋于分化。在各路农民起义军和反隋武装力量的打击下，隋王朝土崩瓦解。大业十四年三月，隋炀帝为禁军将领所杀。五月，李渊建立唐朝，取代隋朝。

隋朝结束了近三百年的南北分裂局面，实现了国家的政治统一，有力地推动了思想文化的南北合流。南北朝时期思想界以佛教思想最为活跃。当时南、北佛学的学风不同，南方重视义理，北方重视禅定。陈、隋之际，智𫖮创立天台宗，参合南北学风，主张义理、禅定并重，提出“止（禅定）”“观（义理）”法门作为最高修养原则。由于汉魏以来传入中国的佛经存在着教义上的重大分歧，随之形成各种学派。天台宗批判、整理、解释诸经、诸学派的教义，形成一套由低级到高级、分别层次的理论，建立起自己的判教体系。止观法和“判教”体现了南北佛教学风和各种学派的交流和统一，适应了统一王朝的需要。

双菩萨立像（西安碑林博物馆藏）

南北朝时期对儒家经典的传习、讲授，南北各有所主。学风上，江南继承魏晋以来的新经学，又受玄学的影响；北方仍守汉代遗风，比较质朴。梁末，一些南方儒生如萧该、何妥被迁入关中，可能对北学发生影响。隋代最显赫的经学大师信都（今河北冀州）人刘焯、河间（今属河北）人刘炫被称为“学通南北、博极今古”，他们注解《尚书》和《春秋左氏传》都舍北从南。这时，经学由南北交流走向统一，但这个统一却是南方的传统占据了优势。

南、北文风过去也不相同。南朝讲究声律辞藻；北方质朴、宜于实用。北魏中期以后，南方文学逐渐在北方传播。北齐、北周时期，北方作家多以南方作家为楷模，出现了以南方文学为主流的文风统一过程。隋炀帝爱好甚至尊重南方文化，来自江南的文人获得宠任，鄙视江南为“东夷”的臣僚被处杖刑。在隋炀帝的大力提倡下，南方文学成为正统。

赵州桥龙纹石栏板

南北书法也是有区别的。南方自东晋以来流行的是以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为首的新书体（行草书），秀逸流移，长于书札序跋；北方上承汉魏隶法，方正遒劲，长于碑刻榜题。西魏破江陵，王家书法的传人、文学家王褒被迁入关中，不仅对关中文学的转变有极大影响，书法也为贵族子弟所崇尚，盛行一时，以致作为关中名气最大的书法家赵文渊（唐人避讳作“文深”）也不得不学习王褒书体，但他的碑榜书却为王褒所推重。隋代书法艺术综合南北，为唐代书法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龙藏寺碑（拓片，原碑现藏于河北正定隆兴寺内）

南北朝时期音韵之书竞出。但那时吴楚之音“轻浅”，燕赵之音“重浊”，四方声调分歧很大，各种韵书无不杂有地方土音。开皇初年，颜之推、萧该、陆法言等8人，感到各地语音驳杂，缺乏统一的标准，便共同研讨南北古今语音的同异，而以东晋南渡以前洛阳京畿地区的语音系统为标准，对当时语音详加校正。陆法言记录了诸人议论的大义，又参酌南北诸家韵书，于仁寿元年撰成《切韵》5卷。《切韵》是一部集南北音韵研究之大成的巨著，为唐宋时期音韵学的更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北方、江南、西域音乐，在隋代也得到交融发展。开皇年间曾定七部乐，大业中改为九部乐。其中的“清乐”，即“清商伎”，是号称“华夏正声”的汉代旧典；“礼毕”即“文康伎”，据说传自东晋太尉庾亮家；西凉、龟兹、康国、疏勒、天竺、安国乐来自西域；还有高丽乐。 

科学技术取得了新的成就。刘焯使用定朔计算法取代过去的平朔法，创制了先进的历法《皇极历》。刘焯还观测五大行星的位置，对它们各自的近日点和远日点作了比较精细的计算。另一位天文学家耿询，制成了用水力转动的浑天仪，与室外的天象恰相符合，设计十分精妙。工匠李春所造赵州桥，是现存世界最古老的空腔式石拱桥。 

巢元方撰写的《诸病源候论》，从病的来源和病的症候两个方面诊断疾病，共论述了67个门类、1720种病候，并探究其病源，提出医治的方法，开辟了后世病因学和病理学的研究途径。 

隋代地图的编绘技术有了显著进步。大业初年，朝廷根据诸州申报的各地风俗、物产、地图资料，编成《诸州图经集》100卷。后隋炀帝又命臣下依据图经撰成《区宇图志》，图志所叙的山川、郡国和城隍，均附有地图，是一部地理学的巨著。 

隋朝是在十六国南北朝民族大融合，江南士族、山东士族已经衰落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隋朝结束了长期分裂的局面，继秦和西晋之后第三次统一全国，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并对南北文化进行了整合，在中国历史上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 

隋朝根据社会经济的变化和制度本身的发展，确立了三省六部的政治体制；取消地方佐官辟举制度，各级官吏均由中央政府任免；创立科举制，不论家庭出身，按照才学标准选官。隋朝对政治制度的改革，奠定了唐朝以后各朝制度的基础。 

由于隋朝处于社会变迁的转折时期，国家直接控制了大量农民，积累了巨大的财富。隋炀帝利用这种条件完成了修建东都、开凿大运河等浩大的工程，但同时很快超出了农民负担的极限，使隋成为继秦和西晋之后第三个短命的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