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附近）人。陶渊明生于一个没落的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祖父做过太守。父亲早死，陶渊明少年生活贫困，但家庭教育良好。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入仕为江州祭酒，时年29岁。因不堪吏职，不久即解职归里。后来江州召为主簿，未到任。

陶渊明出生地——江西九江柴桑荆岭街

晋安帝隆安二年（398），入荆州刺史兼江州刺史桓玄幕。当时桓玄掌握着长江中上游的军政大权，图谋篡晋。陶渊明处于仕与隐的矛盾之中，在隆安五年所写的《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中》中说：“诗书敦素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表达了他归隐的想法。同年冬，因母亲孟氏病卒，遂归浔阳居丧。元兴二年（403）桓玄篡位，改国号曰楚。元兴三年刘裕起兵讨伐桓玄，入建康，任镇军将军。陶渊明入刘裕幕为镇军参军，赴任途中写有《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义熙元年（405），转入刘敬宣幕为建威参军。是年八月，请求改任彭泽县令。在官八十余日，十一月就辞官归隐了。

关于这次辞官的原因，《宋书》本传记载说，郡遣督邮至，县吏告诉陶渊明，应束带见之。陶渊明叹道：“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当日即解印绶辞职归里。作《归去来兮辞》，说是“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于是趁“迷途其未远”，归耕田园。归田后作《归园田居》5首，写其“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愉快心情。

陶渊明此次归隐，再也没有出仕，虽然心情如他所说：“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其二）但他却能坚定隐居的决心。归隐后的前几年，生活较为安适，但在义熙四年（408）六月遭火灾后家境逐渐衰落。两年后，陶渊明移居南村，作有《移居》2首。隐居后陶渊明性情颇为恬淡，有时自己耕种土地，所谓“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归园田居》之三）。与他往来的文人也有不少，如当时也隐居于柴桑的周续之、刘遗民等，他们在一起“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其一），时人称他们为“浔阳三隐”。陶渊明还与庐山名僧慧远相往还。

晚年愈加贫困，却不愿出仕。义熙十四年，朝廷征召为著作郎，不就。刘裕纂晋建立宋朝，陶渊明更厌倦了政治，此时所写《述酒》诗，隐晦地表达了对新朝的态度。宋文帝元嘉三年（426），江州刺史檀道济往见陶渊明，劝他出仕，又馈以粱肉，陶渊明麾而去之。元嘉四年，陶渊明病情加剧，作《拟挽歌诗》3首，其第3首末句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达了他对死亡的平静态度。又作一篇《自祭文》说：“人生实难，死如之何？呜呼哀哉！”同年十一月，陶渊明病卒，年六十三，或说七十二、五十六、五十二。死后被朋友私谥为“靖节先生”。好友颜延之写的一篇诔文，是研究陶渊明的最重要资料。其事迹见《宋书》《晋书》和《南史》。

陶渊明熟习儒家经典，诗文中引用儒家经典很多，仅《论语》就有37处。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表明了他的儒学渊源。《命子》诗中完全反映对孔子的敬慕，其中一章说：“卜云嘉日，占亦良时。名汝曰俨，字汝求思。温恭朝夕，念兹在兹。尚想孔伋，庶其企而。”孔伋，字子思，是孔子之孙。名与字则都取自《礼记·曲礼》。又在《感士不遇赋》中说，“师圣人之遗书”，清楚地表明了其思想基础。陶渊明早期表现出来的积极入世的态度，及对生活肯定的精神，都是儒家传统。不过，陶渊明不像汉儒那样拘泥、局促，明显是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东晋以后，玄风弥漫，士人无不以清谈为务，玄学思想影响深远，陶渊明也不例外。他对自然和社会的态度，对待生活的态度，都很鲜明地表现了这一点。不过与虚谈废务、浮文妨要的名士不同，陶渊明并不沉溺于庄老玄谈，他是一个很实际的、脚踏实地的人，他作县吏就有劝农之举，做隐士又坚持力耕。在处理人与外物的关系上，陶渊明完全采取纯任自然的态度。生死是魏晋时期讨论的中心问题，当时的名士无不受到这一问题的困扰。但陶渊明明确表示应该委运任化。他认为汉末以来的及时行乐和立功扬名以求不朽的思想，都只能让人焦灼不安，“甚念伤吾生”，他认为人应该“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形影神》）。在对生活的态度上，陶渊明也一任自然，无复多虑，《桃花源诗》描绘其理想生活是“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在《五柳先生传》中，声称自己“读书不求甚解”，这些都是其纯任自然个性的表露。当他看到自己五个儿子均不成器，也只是叹息一声：“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责子》）人与自然和与社会的冲突，在陶渊明诗文中完全达到了和谐，因此说他是魏晋风度的杰出代表。

陶渊明今存诗歌共125首，计四言诗9首，五言诗116首。他的四言诗并不太出色。他的五言诗可大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继承汉魏以来抒情言志传统而加以发展的咏怀诗，一类是几乎没有先例的田园诗。

陶渊明的诗歌成就主要表现在田园诗写作上。以田园题材入诗，是陶渊明对诗歌写作的贡献。田园的审美特质与山水不同，山水有重岩叠嶂、飞瀑流泉，风景奇异，变化多端。而田园平淡无奇，自然静穆。陶渊明发现并欣赏这种自然之美，这与当时的士大夫全力关注山水迥异其趣。出现在陶诗中的田园风光，是草屋、榆柳、桃李、蓬麻豆麦、村墟炊烟和鸡鸣狗吠，在他看来，都是亲切感人、富于美感的事物。此外，农村中独有的和谐自然的亲情，也让他感慨不已。当然，这些描绘，都是与他视作“樊笼”的官场相对立的。陶渊明田园诗最大的特点还在于他亲身参加劳动，劳动中的苦辛和喜悦都如实地记录在诗歌里。在《归园田居》其三中写道：“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他很高兴地写出自己初次参加劳动却拙于农事的情形，虽然如此，发自内心的愉悦却非常真诚。随着劳动生活的深入，他对农耕有了更深的体会。《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有对农业劳动重要性的认识，有对农事苦辛的体会和由此生发出的对农民的同情，但更重要地写出了诗人对“庶无异患干”的欣慰。这是陶渊明作为一个隐居者的独特体验。陶渊明是第一个将农事题材引入诗歌领域的诗人，也是第一个发现了田园风光美的诗人，他的这种题材写作在中国文学史上，乃至在思想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

欧阳中石《录陶渊明诗草书》

除田园题材以外，陶渊明也有咏怀、咏史、朋友赠答、行役、哲理等题材。如《杂诗》12首、《饮酒》20首、《读山海经》13首、《形影神》等，表达他对时事的感慨，对自己往昔空怀壮志的不平静心态。严格地说，这些诗歌仍然与他的田园生活相关联。他在《杂诗》其二中写道：“白日沦西阿，素月出东岭。遥遥万里辉，荡荡空中景。风来入房户，夜中枕席冷。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欲言无余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这首诗表达他对时局的忧愤之情以及自己有志不获骋的悲凄之感。

诗人在很短的为官期间写了一些行役诗，表达对宦游的厌倦和对田园的思念。如《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2首、《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等。从这些诗中可以看到陶渊明在为宦期间对归隐的向往，他说：“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又说：“诗书敦素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

赠答诗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的诗题，陶渊明也写有不少，表现了诗人对朋友和亲人深厚的友谊，如《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答庞参军》《和郭主簿》《与殷晋安别》《赠羊长史》等。诗人或写友情，或写自己归田的感受，或抒发感慨，都发于肺腑，流纯至之情，如“情通万里外，形迹滞江山”（《答庞主簿》）、“脱有经过便，念来存故人”（《与殷晋安别》）。

哲理诗也是陶诗的一个特色。他的诗不像玄言诗那样充满了玄理，而是温润感人，有如家常。如《形影神》《连雨独饮》《拟挽歌辞》等，述说他对人生的体会，亲切和悦，意味深远。

陶诗的艺术成就可以用“自然”“平淡”来概括，这与陶渊明的人格和审美理想是紧密相关的。天然纯朴的审美理想、正直率真的人格和田园题材的选择，构成了陶诗平淡自然的风格。陶渊明在对田园景物的描写上，采用的是白描手法，这与整个时代的“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文心雕龙·明诗》）不同。他善于在不经意中勾划出事物的形态。比如“鸟哢欢新节，泠风送馀善”（《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一），“重云蔽白日，闲雨微纷纷”（《和胡西曹示顾贼曹》），“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归园田居》其一）等，笔致轻闲而意态丰满，田园景物的形象自然真切，韵味无穷。杜甫说，“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遣兴五首》），苏轼说，“渊明诗初看若散缓”（惠洪《冷斋夜话》引），大诗人的读诗经验说明了陶诗的艺术特点。

与白描的景物描写相符，陶诗语言平淡、质朴，在他诗中很难找到惊人之语，而是质朴如田家口语。如《移居》其二：“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语言朴素无华，与生活口语极为接近，但读来亲切悦耳，趣味盎然，这又是与口语的区别。

陶诗的平淡自然，还表现在不重诗歌的发端和警句，这也与时代风尚不同。他常常于不经意的平淡中推出诗篇。如：“今日天气佳，清吹与鸣弹”（《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饮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乞食》），“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归园田居》其三），这些开端极为平淡，却是陶诗的重要特点。陶诗也不求警语秀句，只是以篇章的完整、意境的浑成形成自己的特色。比如《归园田居》其三（“种豆南山下”），便是诗人参加劳动后的实录，表现他“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同题其一）后的喜悦心情。诗歌平实叙来，不造景，也不造情，虽无名章迥句，但人与生活浑然一体，构成了优美完整的境界。

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也有赖于他的散文和辞赋，其成就不下于诗歌。陶渊明现存文12篇，计辞赋3篇，韵文5篇，散文4篇。篇数不多，影响却很大。特别是《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和《归去来兮辞》，这三篇最见其性情和思想。

《五柳先生传》只有120多字的正文和40多字的赞语，却为自己留下一篇神情毕现的传记。《晋书·陶潜传》曰：“潜少有高趣，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时人谓之实录。”《五柳先生传》取正史纪传体的形式，但不重在叙述生平事迹，而重在表现生活情趣，带有自叙情怀的特点，这种写法为陶渊明首创。《五柳先生传》以极其简洁的笔墨塑造了一个清高洒脱、怡然自得、安贫乐道的隐士形象。五柳先生遂成为寄托中国古代士大夫理想的人物形象。

《归去来兮辞》是一篇脱离仕途回归田园的宣言。文中所写归途的情景，抵家后与家人团聚的情景，来年春天耕种的情景，都是想象之辞，于逼真的想象中更可看出诗人对自由的向往。文中不乏华采的段落，跌宕的节奏，舒畅的声吻，将诗人欣喜欲狂的情状呈现于读者面前。欧阳修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元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卷五引）虽未必是严谨的评论，但此文之高妙实是难以伦比的。

元代赵孟頫书陶渊明《归去来辞》（局部）

《桃花源记》的故事和其他仙境故事有相似之处：一个偶然性的契机；一个尽善尽美的世外仙界；只能偶一敞开而不可重复，更不可有意寻到。陶渊明笔下的理想世界的特殊之处在于：在那里生活着的是一群避难的普通人，而不是神仙，只是比世人多保留了天性的真淳而已；他们的和平、宁静、幸福，都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取得的。古代许多仙话，描绘的是长生和财宝，但在桃花源里，既没有长生也没有财宝，而是一片躬耕的景象。陶渊明归隐之初想到的还只是个人的进退清浊，写《桃花源记》时已经不限于个人，而想到整个社会的出路和广大人民的幸福。他迈出这一步与多年的躬耕和贫困的生活体验有关。虽然桃花源只是空想，但仍然是十分可贵的。

陶渊明的艺术成就在南朝时并没有被充分认识，晋末宋初的文人很少提及他。沈约在齐代写作的《宋书》是将他置入《隐逸传》，但对其诗歌成就不加评论。直到萧梁时，钟嵘《诗品》才对他有较高评价，说是“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但因“世叹其质直”而置于中品。萧统是第一个充分认识陶渊明艺术成就的人，他不但亲自为陶渊明编集、写序，还为其作传一篇。其编《文选》，收录陶渊明诗8首，文1篇。《陶渊明集序》对陶渊明的艺术成就评价说：“其文章不群，辞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至于唐代，陶渊明诗歌价值逐渐被发现，受到极大的推崇。大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等都表示了对陶渊明的尊崇。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更是在陶诗的影响下产生的。至于宋代，陶渊明的地位更加提高，苏轼曾专作《和陶诗》109首。同时，宋人开始对陶渊明展开研究，有人替陶渊明作年谱，研究陶渊明的生平。从此以后，陶渊明地位愈来愈高，他在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价值也越来越被更多的人认识。

陶渊明墓

陶渊明作品在他生前流传不广。梁萧统加以搜集整理，编了《陶渊明集》，并为之写序、作传，是为七卷本。北齐阳休之又据以编成十卷本，此二本皆佚，今传宋本有汲古阁旧藏宋刻本、苏写本（绍兴本）、曾集本，及元李公焕刻本等。注释本有清陶澍《靖节先生集》、今人逯钦立《陶渊明集》、龚斌《陶渊明集校笺》、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