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作为一个政治地理限定，与冷战语境中的“西方”概念相一致，指的是与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方”相对的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所概括的思想内容并非具有内在同一性的单质思想体系、学说或流派，而是包含多种冲突的理论运动。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指从1923年G.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发表至1968年“五月革命”期间的特定哲学思潮。核心特征是从人本主义、主体性来理解历史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主张文化革命。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不仅在政治志趣上不同，而且在基本立场和观点上亦有巨大的差别。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经历了三个代际阶段的发展，并在发生重大冲突和转折的第三阶段上发展出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两大流派的内部对立和分裂。

第一代代表主要指卢卡奇、A.葛兰西和K.柯尔施三人。卢卡奇和柯尔施因1923年分别出版《历史与阶级意识》和《马克思主义与哲学》被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葛兰西是同一时期的意大利共产党领袖，其对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狱中札记》写于1926～1937年间，但直到20世纪40年代后才公开出版并产生国际影响。直到20世纪60年代，葛兰西才被追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创者之一，因为他的理论活动，不论主要发生时段还是内在逻辑，都与早期的卢卡奇和柯尔施具有相同的性质。

第二代代表包括E.布洛赫、H.列斐伏尔、W.本雅明、M.霍克海默、T.W.阿多诺、E.弗洛姆、H.马尔库塞、J.-P.萨特、M.梅洛-庞蒂、W.赖希、L.戈德曼等人。他们或受卢卡奇影响，如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或是在批判苏联官方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如布洛赫、列斐伏尔；还有受精神分析和早期马克思思想影响而形成自己理论个性的，如赖希、弗洛姆和马尔库塞等，他们在理论上各有个性。他们的共同特征是，都以人本主义解释马克思主义，试图以马克思的批判理论作为核心，融合其他西方哲学资源，推动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寻求新的人类解放道路。

第三代处于冲突和转型时期的代表包括G.德拉-沃尔佩、L.科莱蒂、L.P.阿尔都塞、N.普兰查斯、G.A.柯亨、J.E.罗默、J.埃尔斯特、J.哈贝马斯、A.施密特、E.汤普森、R.威廉斯等。这一批代表的理论志趣和基本立场与第二代几乎完全不同。其中，阿尔都塞是反对人本主义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旗手，普兰查斯是其学生；柯亨、罗默、埃尔斯特受阿尔都塞启发，试图通过英美分析哲学的手段澄清马克思主义理念的基本含义；德拉-沃尔佩与科莱蒂试图从科学角度解释辩证法。他们的思想共同构成与早期人本主义阐释思路相对立的科学主义解释路径，也因此表现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内部冲突和分裂。作为法兰克福新一代代表的哈贝马斯和施密特，尽管以某种方式延续了学派的早期旨趣，但最终都没有按照学派开创的人本主义批判道路深入下去，而转向新的综合方向，从而改变了学派传统，也因此代表了一种新的动向。汤普森、威廉斯等人，作为英国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体现了英国文化的经验主义传统和民族风格，尽管在逻辑上与欧陆马克思主义有着十分突出的差异，但与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传统有着本质上一致的性质。

三个阶段的不同思想，尽管在具体思想上各异，却具有两个根本立场和原则上的共性：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正统；第二，批判资本主义的压迫现实。在思想上，以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对启蒙理性的反思为萌芽，在实践上，以1968年学生运动的失败为标志，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西方传承在20世纪60年代末以后进入否定正统的“后马克思”时代。生态学、女权主义等后现代激进思潮，尽管借助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话语，但在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框架中的最基本原则；G.德勒兹、J.鲍德里亚、J.德里达、S.齐泽克等当代左翼思想家，将马克思主义与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批判话语相结合，从某一断面激烈批判资本主义的当代发展，但却有意与马克思主义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F.詹姆逊、T.伊格尔顿、A.德里克、D.哈维等当代学者，即使自称马克思主义者并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基本原则和根本观点，在思想立场和逻辑传承上最为接近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却仍然没能在面对资本主义在后工业时代的全新发展中进一步深化马克思主义思想，并进一步生成较为全面的理论系统。

在理论上，西方马克思主义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主题，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前提，强化了马克思主义传统本身的自我批判意识，具有积极意义。但它告别了无产阶级解放实践，从政治领域转化为文化领域，尽管在某些纵向维度上对资本主义形成较为深刻的批判，但却顶多是片面的深刻。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复杂演变，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曲折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