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布达佩斯一个贵族银行家家庭，卒于布达佩斯。1906年在科洛茨瓦大学获法律博士学位，1909年在布达佩斯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09～1917年主要在德国学习，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生命哲学和文艺理论。期间写作后来在文艺批判领域影响较为广泛的《小说理论》（1916）。1918年加入匈牙利共产党。1918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时，曾任教育人民委员。同年9月革命失败后流亡维也纳，在那里参加了《共产主义》杂志的写作与编辑活动，并着手写作他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的系列论文，这些论文后来汇成论文集《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此书被后世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和社会文化批判理论的早期经典，但在当时受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层的尖锐批判，并在国际理论界引起反复争议。1929～1931年侨居莫斯科，在由D.B.梁赞诺夫领导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所工作，有幸读到公开出版前的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最初正式收入《列宁文集》出版的《哲学笔记》。1931～1933年移居柏林，1933年发表《我走向马克思的道路》一文，因发现纳粹分子的追寻而返回莫斯科，在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1936年完成《青年黑格尔》一书的写作（1948年出版），作为论文获苏联科学院哲学科学博士学位。1954年回到匈牙利，任布达佩斯大学哲学和美学教授，并成为匈牙利科学院主席团成员。1954年出版《理性的毁灭》，对德国哲学史上辩证理性与反理性的斗争作了系统的分析。1956年参加裴多菲俱乐部的活动，曾任纳吉政府的文化部长。匈牙利事件后被放逐到罗马尼亚。1957年又回到布达佩斯，余生主要进行研究和著述。晚年他在体衰病危的情况下奋笔疾书，写下关于美学和本体论的总结性著作《审美特性》（1963）和《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1973）。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之一，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在于，通过对历史辩证法的解释为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打开了理论空间。把辩证法视为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把作为人的活动的生成性过程的历史设定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基础，从而拒斥第二国际的实证主义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把辩证法解释为客观规律的自然哲学思路。从方法论角度强调了在主客体同一性和总体性过程中主体作为历史变迁中介的作用，从而把阶级主体意识作为历史变迁的客观动力，为之后的意识形态批判和文化理论批判的主体性哲学思路奠定了基础。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试图通过历史辩证法来克服第二国际的经验科学或实证科学，并定义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存在的本体论”，即主客体的相互作用。这一思想在晚年的《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一书中得到进一步的展开和深化。这是一种黑格尔式的辩证法理解，强调思想和存在的辩证统一，将之视为过程的统一和总体。从这种历史辩证法来看，历史是一个永恒变化的主客体统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的特定历史阶段，阶级既是历史辩证过程的原因，又是它的结果；既是历史辩证过程的反映，又是它的动力。只有阶级才能在行动中冲破社会现实，并在现实的总体中把它加以改变。在这一社会本体论的解释中，他提出“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的著名论断，在肯定社会的本体论地位的同时，实际上取消了马克思用于规定人的历史性存在基础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前提。

提出重新定位马克思主义哲学，既出于在理论上澄清马克思主义正统性的需要，也是服务于“认识现在”从而推动无产阶级实践深入的需要。这决定了方法是中心问题。实际上，在反对经济决定论、恢复唯物辩证法的革命和社会批判功能中，方法也是直接的入口，本体论的讨论只是阐明第二国际理论失误之根源与确立新的理解的基础。总体性以及由此产生的中介思维是辩证法的核心，是无产阶级破除资产阶级物化幻象和结构、认识现实和改变现实、使作为主体的人再次成为一切事物尺度的根本途径。

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公开出版（1927）之后，他曾惊喜地宣称自己在没有看到该文本的情况下，以物化概念“预言”了马克思的异化概念。然而，其物化概念，不仅与马克思早期的异化概念不同，也与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使用的物化概念存在着根本性差异。卢卡奇的物化概念并非来自政治经济学批判，而是来自他曾跟随学习的老师M.韦伯和G.西美尔的社会学分析，尤其是对韦伯的合理化概念的批判性运用。他批判人在生产过程中被单一化、量化、工具化的物化概念，批判的不仅是人与人之间压迫性的生产关系，还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生产力本身。一方面，由此开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物质生产本身的反思；另一方面，在弱化历史唯物主义物质基础的同时，使马克思主义逐渐远离其原生的政治经济学领域，进入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主体主义批判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