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于1859年8月3～15日。文章的第一、二部分于同年8月6日和20日在伦敦的德文报纸《人民报》上连载。第三部分未发表，手稿也没有找到。这篇文章由彭嘉生译成中文，曾收入1929年上海南强书局出版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还收入1939年延安解放社出版的由王学文、何锡麟、王石巍翻译的《政治经济学论丛》一书。中译文收录于人民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文章在批评英国和法国，特别是德国政治经济学的局限性和落后性时，强调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文章扼要地论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根本内容，并强调唯物史观的创立，不仅对于政治经济学，而且对于一切社会科学和无产阶级的实际活动，都具有重要意义。

文章总结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给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所带来的革命意义。文章指出：“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指出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的方法，既不同于当时流行的平庸浅薄的形而上学方法，也不同于G.W.F.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而是唯物辩证法。文章还论述了黑格尔辩证法的重大成就和局限性，强调马克思运用唯物主义批判地改造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此外，文章还着重研究了逻辑方法和历史方法的相互关系问题，指出对经济学批判而言，逻辑的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它无非是摆脱了历史形式和偶然性的历史方式，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并以修正的形式再现历史的规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