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前的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基本都是在佛教领域进行的，其他古书只有零星的校勘。8世纪下半叶，中国最早的少数民族文献编目在吐蕃出现，当时的吐蕃赞普墀松德赞大力支持佛教，使译经之风大盛。为避免出现重复翻译，以噶瓦巴则为首的一批译师先后开始编制寺院收藏的佛经目录，最终形成《登迦目录》《秦浦目录》和《旁塘目录》，其中保存至今的《登迦目录》在后世略经增补后著录藏文经书近700种。同时，几位印度和吐蕃译师利用《翻译名义大集》建立了一套佛教术语的藏译规范，并开始据此来校订前人所译的经书，为后来编印“藏文大藏经”打下了基础。元代中叶，杭州的一些党项僧人也搜集并校订了前代用西夏文翻译的佛经，补译了遗失和未译的经文，于14世纪初凑成3620卷在杭州付梓，称“番大藏经”或“河西藏”。

20世纪以后中国学者的少数民族古籍整理起步于对个别文种的文献搜集、解读和目录编制。语言学家王静如的《西夏研究》（1932～1933）和地质学家丁文江主编的《爨文丛刻》（1936）被视为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的开山之作，首次将“四行对译法”应用于少数民族古籍整理。民族学家、语言学家方国瑜和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学所研究员和志武编著的《纳西象形文字谱》（1981）著录纳西族经书394种。20世纪末，分文种、分地区的少数民族古籍目录大量涌现，并附有版本形制和内容的解说，使得中国的少数民族古籍整理方法趋于规范化。与此同时，整理后的单一文种少数民族古籍图版也以“全集”的形式陆续出版，并且传统上不视为古籍的民间口头讲唱也被纳入少数民族古籍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