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希腊语的文献上看，古希腊的历史经过了三个主要阶段：①公元前6世纪之前的远古时代。②公元前5～前4世纪的古典时代。③公元前3世纪亚历山大大帝远征直至拜占廷时代的希腊化时代。古希腊并没有出现类似古罗马职业法学家及其成熟的法学理论，不存在系统的法律哲学和法律思辨推理模式。法律思想只能从古希腊的史诗、神话、戏剧、历史学、修辞和演说、哲学，以及伦理学和政治学中挖掘。古希腊的法律特征，通常归纳为三个方面：①古希腊不是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而是100多个城邦松散的联合，比如雅典和斯巴达，每个城邦采取不同的政体形式，不同政体下，法律不同。②希腊自公元前7世纪以后，许多城邦都有了成文立法，比如雅典的《德拉古法》和梭伦立法、斯巴达的莱古格斯立法。③古希腊法律思想比不上古罗马的法学，法律活动与其说是职业的活动，还不如说是全民的修辞与论辩。司法活动的形式和目的就是要以修辞和演说打动陪审团，未见系统的法理学和规范性的法庭艺术。但是，古希腊的思想家们乐于讨论法律、正义、理性之类的基本问题。例如，法的神授与人定，法的正义、自然与强权基础，法与城邦、民主、自由、平等的关系，政体形式与法律性质，法治与贤人政治，自然法与理性，宗教法与城邦实在法的关系。这些在西方中世纪以至近代、现代法学界中争论过的问题，在古希腊时都曾涉及，并对后世西方法律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公元前6世纪雅典立法者梭伦（约前635～约前560）在论述他为缓和当时氏族贵族与平民的斗争而制定的法律时曾说：“制定法律，无贵无贱，一视同仁，直道而行，人人各得其所”（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公元前5世纪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约前495～前429）论述了雅典民主制与法律的关系，认为这种民主制的特点在于政权是在公民手中，每个人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在私人生活中是自由和宽恕的，但在公共事务中则遵守法律（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在古希腊较早的诗歌、神话和哲学著作中，一般认为法律来源于神，例如悲剧家索福克勒斯（前496～前406）的剧本《安提戈涅》中提到，最高的法律是主神宙斯向人类宣布的，凡人的命令不能改变天神制定的永恒不变的不成文法。到公元前5世纪的智者（一称诡辩学派）又向这种思想提出了挑战，认为法是人定的，甚至是“强权”的产物。

对西方后世法律思想产生直接影响的思想，当属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推崇“贤人政治”，主张哲学家的智慧与国王权力的结合，不重视法律的作用。在《政治家篇》中，他还是认为哲学王是最好的政治统治形式。政治是一种艺术，需要智慧而非僵死的规则。君主实行法治，无异于医生不根据自己的经验给病人看病，而按照医学的教科书给病人开药方。柏拉图在叙拉古推行“贤人政治”时失败，其在晚期著作《法律篇》中又改变了他对法律的看法。虽然哲学王是至善的统治形式，但是可遇不可求，如果哲学王不可得，那么依法而治不失为一种“次善”的统治形式。与柏拉图不同，亚里士多德一直重视法的作用，认为“法治”优于“一人之治”；法治的意义在于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这种法律又制定良好；法律和政体不可分，其目的都在于谋求正义；法律之好坏或是否合乎正义都以政体如何为转移；法律又不同于政体，它是规章，其作用是执政者借以掌握权力并监察和处理一切违法失职的人。他在《政治学》和《伦理学》两书中，都曾分析正义的含义，进而解释法律与平等的关系。正义分为分配正义与矫正正义，前者是基于不平等的正义，类似于父子关系或贵族政体；后者是基于平等的正义，类似于夫妻关系或共和政体。

公元前3世纪开始出现的斯多葛派，其伦理学的核心是善，善就是“顺乎自然而生活”。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中，斯多葛派首先提出了自然法思想，并认为自然法代表理性，是普遍适用的、高于一切城邦法律之上的高级法。自然法的思想后来传入罗马，斯多葛派的思想是罗马的官方学说，是罗马法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持久的内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