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表现为由众多类目组成并通过隶属、并列等方式显示类目之间关系的一览表（文献分类表），它是编制各种文献分类检索工具、分类排列文献和进行文献分类统计的重要依据。

中国汉代刘向、刘歆等根据当时国家藏书编成的第一部综合性分类目录《七略》，主要按照其内容性质区分，包括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辑略是总序，其余六略为6大类；略下再分为38小类。此后南朝齐王俭编的《七志》、梁阮孝绪编的《七录》都沿用《七略》的分类方法并略加改进。三国魏郑默编的文献目录《中经》（又称《魏中经簿》）及荀勖据《中经》改编的《中经新簿》，将分类体系改为甲、乙、丙、丁四部：甲部包括六艺及小学等书；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晋代李充又把五经作为甲部，史记作为乙部，诸子作为丙部，诗赋作为丁部，奠定了四部分类的基础。唐初魏徵等编纂的《隋书·经籍志》，将甲、乙、丙、丁四部定名为经、史、子、集。此后，中国历代藏书楼在编制目录或排列图书时大多都沿用此法。清乾隆三十二年（1773）编《四库全书》时，更加完善了四部分类法的体系，在经、史、子、集四部之下分为44类69小类。除四部分类之外，中国还出现过一些其他的分类体系，例如南宋郑樵编撰的《通志·艺文略》，把文献分为12大类，82小类，442种（依传世书目统计，郑樵自称422种）。清代张之洞编的《书目答问》，在“四部”之外，加“丛书”一部，改为五部。从以上可以看出，古代中国文献分类法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目录与分类法合为一体，根据文献目录所收录的文献设立分类法的类目。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由于新的科学文献大量产生，中国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已不能适应类分文献的需要，于是出现了一批过渡性的文献分类法。例如，1896年梁启超编的《西学书目表》，分西学、西政、杂类3大类；1904年徐树兰编的《古越藏书楼书目》，分为学部和政部两部，共48类；1919年陈乃乾编的《南洋中学藏书目》，共分14类。1910年，孙毓修首先在《教育杂志》上介绍《杜威十进分类法》（DDC），随后出现了一批“仿杜”“改杜”“补杜”的文献分类法，不下30种。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沈祖荣、胡庆生合编的《仿杜威书目十类法》（1917）、杜定友编的《世界图书分类法》（ 1922年发表，1925年改名为《图书分类法》，1935年改名为《杜氏图书分类法》）、王云五编的《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1928）、刘国钧编的《中国图书分类法》（1929）、皮高品编的《中国十进分类法及索引》（1934）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图书情报界又编制了几十部文献分类法，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东北图书馆编的《图书分类法》（1949）、山东图书馆编的《图书分类新法》（1951）、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编的《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图书分类法》（1953）、北京图书馆编的《中小型图书馆图书分类表草案》（1957）、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编的《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图书分类法》（1958）、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编的《武汉大学图书分类法》（1959）、北京图书馆编的《大型图书馆图书分类法草案》（1960年出版，1963年改名为《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草案》）、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编辑组编的《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1975）等。

在西方，公元前250年前后，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卡利马科斯曾把文献按著者划分为6大类：诗人、法律家、哲学家、历史学家、演说家、杂家，这是西方文献分类法的萌芽。1548年瑞士C.格斯纳编辑出版的《世界书目》第2卷按分类编排，共分为4大部21大类250多个小类。21大类是：语法、语言学，辩证法、逻辑，演讲术，诗歌、文学，算术，几何、光学，音乐，天文学，占星术，预言与魔法，地理，历史，技术，自然哲学，形而上学与自然神学，伦理学，政治、哲学，政治、公民与军事学，法学，医学，基督教、神学。这种分类体系对后来的文献分类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19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出版业的繁荣，文献量猛增，图书馆需要对入藏的大量文献进行整序与更加详细的分类，一批文献分类法应运而生。1810年，法国J.-C.布律内编辑了《法国分类表》， 分为神学、法学、科学与技术、文学、历史（包括文学史及目录学史）5大类，大类之下再设若干小类。1864年再版时增加到1.1万多个类目。1826年，俄国莫斯科帝国大学图书馆馆长F.F.列依斯发表的分类法分为10大类：泛逻辑学及多元逻辑学，神学，基本的哲学及神秘，公开性科目，历史学，法学，医学，军事、经济、工业，语文学及审美教育，教育及政治。每个大类之下都进行细分，共计2452个类目。1870年美国圣路易斯公共学校图书馆馆长W.T.哈里斯在编制《圣路易斯公共学校图书馆目录》时，根据英国哲学家F.培根的知识分类体系并加以倒置，即成为哲学–诗歌–历史，并在此基础上编成一部分类法，设有科学、美术、历史3大类；大类之下再细分为100多类。1876年，美国M.杜威根据哈里斯的分类法编成《图书馆图书和小册子排架编目适用的分类法和主题索引》一书，即著名的《杜威十进分类法》，它使用小数制的层累式数字作为类目标记符号，还首次为分类法编制了相关主题索引。《杜威十进分类法》开创了文献分类法的新纪元。1891年，美国C.A.卡特出版了《展开式分类法》（EC），在体系结构上另辟蹊径，共分26大类，用英文字母作标记符号，用数字作助记符号。1901年美国国会图书馆在《展开式分类法》的基础上，根据馆藏情况开始编制《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LCC）。1895年比利时的H.-M.拉封丹和P.-M.-G.奥特莱在《杜威十进分类法》的基础上编制了《国际十进分类法》（UDC），它最早采用概念分析和组配原则，并且运用了多种组配符号，发展成为一部半分面分类法。1906年，英国J.D.布朗根据“一个主题，一个位置”的思想编制了《主题分类法》，它运用了主题分析法和组合原则，是分面组配式分类法的雏形。1928年，日本森清根据《杜威十进分类法》和卡特的《展开式分类法》编成一部适合日本图书馆使用的《和洋图书通用十进分类表草案》，1929年正式出版时改名为《日本十进分类法》（NDC）。1933年，印度S.R.阮冈纳赞发表《冒号分类法》，采用分面分类理论和组配方法，开创分面组配式分类法的先河。1935年，美国H.E.布利斯出版了《书目分类法》，该分类法注意文献分类与知识分类相结合，并明确提出了文献分类法实用性和科学性相结合的原则。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为了适应科学发展和文献激增的新情况以及情报检索的要求，世界上许多分类法都进行了重大的修改和补充，例如《杜威十进分类法》《国际十进分类法》《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书目分类法》《冒号分类法》《日本十进分类法》等。与此同时，新的文献分类法不断出现。例如，1968年，欧洲共同体理事会专利专家委员会组织编辑出版《国际专利分类法》（IPC）；1973年，国际文献联合会组织编制《概略分类体系》（BSO，1978年正式出版）。

21世纪，随着信息环境、技术环境、社会环境的发展，信息资源数量呈现日新月异态势，分类法的应用方式、应用环境与应用范围以及用户需求发生了巨大变化，为了与知识发展同步，保持分类法的生命力，一些著名的文献分类法均进行了不断修订与发展。例如《杜威十进分类法》于2011年出版第23版，《中国图书馆分类法》于2010年出版第5版。同时，也注重分类的电子化与网络化，《杜威十进分类法》发布网络版，《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发布网络版，《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5版网络版也已发布。

按编制方式，文献分类法可分为等级列举式分类法、分面组配式分类法和混合式分类法。按体系结构，可分为十进制分类法、展开制分类法和主题制分类法。按文献类型，可分为图书分类法、期刊分类法、档案分类法、专利文献分类法、标准文献分类法等。按内容性质，可分为综合性分类法和专业性分类法。 

文献分类法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建立分类检索与浏览系统，这是分类法最主要的作用。分类检索与浏览是指从学科专业出发的检索，要借助分类检索工具或系统来实现。而分类检索与浏览系统是根据分类法体系，按照文献的学科属性或其他显著特征进行构建的。二是组织分类排架。分类排架是指按所采用的分类法体系进行排架，是最常用的一种排架方法。其排架号，又称索书号，一般由排架分类号与著者号（或种次号），有时还要加上其他的辅助区分号组成。

文献分类法的发展趋势：①等级列举式分类法逐渐向分面组配式分类法方向发展；②分类法和主题法逐渐实现一体化。两者在概念（术语）系统、参照系统、标引系统、索引系统、检索系统等方面日渐兼容；③文献分类表的编制、管理以及标引、检索，逐渐趋于自动化与网络化；④词表的显示可视化，使得类表的浏览与检索更加直观与易用；⑤类表与其他知识组织工具间的互操作，实现异构系统之间数据的交换与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