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江苏常州人，用心教学研究达半个世纪之久，特别专心于史学，先后撰述了2部中国通史、4部断代史、5部专门史，还有大量的读史札记、文章、教材和通俗读物。其中，《中国民族史》和《中国民族演进史》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民族史研究的代表性著作之一。

清末兴起了新史学与国史重建潮流，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已经进入一个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在梁启超、王国维等人的带动下，中国知识界兴起了新史学思潮，这一思潮对中国史学的转型产生了巨大影响。传统史书在关于书名、疆域、民族、纪年以及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等方面的使用与处理方式，已经不能够完全适用于近代以来的史书撰述。对国史进行重新解读和撰述不仅是民族国家建构的一个重要路径，也是时代的要求。在国史重建中，民族的历史受到了特别的重视。《中国民族史》以作者1925～1926年在沪江大学任课的讲义为基础，1934年4月该书由世界书局初版，12月再版。吕思勉出版两部《中国民族史》时，在学术上处于厚积薄发阶段。因此，虽然写作目的不一，但两部著作都体现了作者在学术上的深厚造诣。

与同时代的民族史著作相比，《中国民族史》在体例上自成一格，它把中国境内各民族划分为汉族、匈奴、鲜卑、丁令、貉族、肃慎、苗族、粤族、濮族、羌族、藏族、白种共12个族类，然后按照民族源流、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等内容进行叙述，需要详细考察的问题则列为附录。在论述民族源流、经济社会、文化宗教等内容时，作者阐发了诸多精彩见解。如中国民族本土起源说、苗族源于九黎而非古之三苗说等。他所坚持的一些观点，如今仍然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譬如，吕思勉认为“民族观念的晶莹与否，与实际上民族的存在与否，毫无关系。在中国，民族观念，虽未见晶莹，然中国民族，则久经存在”，说明今人仍在不断强调和争论的“民族”是否存在的问题，数十年前的学术界就做出了确论。

吕思勉等人为代表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打破学科隔离，纷纷撰述中国民族史，彰显政治主张和学术理念，体现了时代影响下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度社会责任感。但是，他所主张的一些观点，有时代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