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国外最早论及过剩产能的经济学家是美国经济学家E.H.张伯伦（Edward Hastings Chamberlin，1899～1967），在他的著作《垄断竞争理论》中，他将产能过剩描述为“过剩的生产能力”，认为过剩的生产能力是垄断竞争的特征，在垄断竞争市场中这种过剩能力永远不会被抛弃，最终结果是高价格和浪费。

过剩产能是一个总量概念。产能是现有生产能力、在建生产能力和拟建生产能力的总和，生产能力的总和大于消费能力的总和，即可称之为过剩产能。

过剩产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产能是否过剩，不能只看生产能力和可能的总供给量，更重要的是看有多少需求。但需求是个变量，不容易准确测定。因此，认定产能过剩需要在纵向对比产量增长过快、过猛的同时，还应同时指出在什么范围内、在多长的时间区间、相对于多大的有效需求而言。

过剩产能还是一个结构性概念。同样的产能，质量不同、档次不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对环境的污染程度相差迥异。因此，要对行业产能进行结构细分，确定生产能力超额供给的领域和范围。

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矛盾突出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重要问题，2011年下半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回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率明显下降，企业亏损面逐步扩大，产能过剩矛盾和范围进一步扩展。为此，2012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把化解产能过剩矛盾作为调整产业结构的工作重点；2013年10月，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要“建立健全防范和化解产能过剩长效机制”；2013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坚定不移化解产能过剩，不折不扣执行好中央化解过剩产能的决策部署”这些既体现了中央对化解产能过剩的高度重视，也说明了产能过剩问题的复杂性。

化解产能过剩问题的复杂首先在于产生原因的多样性。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有其独特的发展阶段、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的原因。从发展阶段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1世纪以来，中国处于快速增长的追赶阶段，高速经济增长带来了广泛的投资机会和丰厚的投资回报，吸引了各类资本不断扩大投资，甚至在部分行业形成了过度投资的“潮涌现象”，这是引发产能过盛的市场因素。从体制机制看，中国的地方政府间分权竞争引导了地区之间竞相发展的良好局面，同时也诱发了过度投资的冲动；在国际金融危机时，有些宏观调控措施力度过大，给企业造成了需求快速增长的错误信号；另外，产业政策之间以及与其他政策的矛盾和冲突也使化解产能过剩的努力成效不大。从发展方式看，中国的粗放式增长模式仍然没有根本改变，企业面对市场需求增长，更多依靠规模扩张，而不是效率提高，也导致许多行业产能日益扩大。

2014年，中国经济开始进入新常态。由原来的“以建设为主”逐步转向“以生活为主”，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清晰、结构更合理的阶段升级。增长速度从高速转向中高速，从以增量扩能为主转向存量调整、增量优化并存；增长动力从传统的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增长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