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河南省郑州市杜岭街，郑州商城西墙外300米名为杜岭的土岗南段。1974年发现并发掘。窖藏坑距地表较深，坑底位于平整的生土之上，出土商代青铜器3件，包括两件商代前期大方鼎和一件鬲，同出的还有陶器碎片、人骨和兽骨。发掘者根据窖藏中出土的陶片及铜器花纹判断窖藏所出器物属二里岗上层，学术界对窖藏埋藏时间有白家庄期和二里岗上层一期两种观点。

根据出土地点，将两件大方鼎命名为杜岭方鼎，又称兽面乳钉纹铜方鼎。出土时东西并列，西边较大者为一号方鼎，东边较小者为二号方鼎，口沿平正，方向为北偏西20°。为使口沿平齐，将一号方鼎下面的生土挖低了一些，说明是有意为之。一号方鼎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二号方鼎现藏于河南博物院。

一号方鼎通高100厘米、口径62.5厘米×61厘米、腹壁厚0.4 厘米，重86.4千克。口和腹略呈横长方形，口沿外折，并有凸棱似子母口的双折平沿，方唇。沿面上有两个对称的圆拱形竖耳，上端微向外张，耳内壁和侧壁皆素面，外壁作凹槽状，凹槽内有三道圆拱形凸梭纹。鼎腹四壁除一部分素面外，分别饰饕餮纹和乳丁纹。饕餮纹共八组，作带条状饰于鼎腹上部，鼎腹四壁中间各饰一组，四个转角处又各饰一组。乳丁纹饰于每壁的两侧边和下部，两侧边各为四行，下部为五行。鼎足为上粗下细的圆柱形，足表偏上处环绕饕餮纹两组，靠外侧的一组与腹壁饕餮纹相同，靠内侧的一组在饕餮纹双眼内无凸起的圆珠；足表偏下部饰凸弦纹三周，足底作圆鼓形凸起。出土时腹底和足表皆带有烟熏痕。二号方鼎通高87厘米、口径61厘米×61厘米、腹壁厚0.4厘米，重64.25千克，形制、纹饰布局与一号方鼎相同。与一号方鼎不同之处在于，二号方鼎的口和腹略呈正方形，外折口沿无双折平沿，耳内有两道圆拱形凸棱。腹底和足表也带有烟熏痕。铜鬲位于二号方鼎内，通高35厘米、口径22厘米，敛口，卷沿，贯耳，鼓腹，分裆，下有锥状尖足。颈部饰弦纹三周，腹饰三组双弦线人字纹。腹底有烟熏痕。

方鼎的纹饰布局合理，阳纹线条勾勒的兽面轮廓、乳钉纹和凸弦纹是商代早期青铜器纹饰的主流特征，兽面纹大而突出的双眼极具吸引力，突出一种庄严的氛围；四角和器壁下部的乳钉纹具有强烈的框架结构感，使得器壁纹饰产生高低的层次感。

杜岭二号方鼎

铜方鼎的形制纹饰和结构基本呈现出商代前期青铜器特点，但铸造过程却更为复杂。发掘者初步认为铜方鼎采用多范分铸而成，即先铸鼎耳，再铸鼎腹，后铸鼎足。鼎耳由两范合铸而成，铸鼎腹时再把鼎耳铸结在一起。鼎腹用壁外范八块、腹底外范一块和腹内范合铸而成，浇注口和冒气口皆在腹底器边中部，并遗留有清楚的长条形凸棱痕迹。鼎足由外范两块和内范一块合铸而成。铜方鼎整体花纹朴实，没有扉牙，呈现铜方鼎的早期特征。其发现反映出当时高度的冶铸水平，已熟练掌握了冶炼铜液、精工制范和浇注等铸造技术。

有学者认为二号方鼎的铸造并不是采用传统的由多块外范拼合再组合好内芯后一体浇铸的方法，而是采用分铸方式，铸造工艺要比发掘报告中所描述的原始很多，差别在于鼎耳是和鼎身一次浇铸而成的，器腹是用十二块外范先后按照铸造逻辑依次铸接，器底与加厚宽边是组合后铸接在一起的，并不是一次浇铸成型，下腹壁底上的四个长条状凸脊是下腹壁和加厚宽边的浇冒口，而平板薄底的浇冒口隐藏在加厚宽边的卡槽内。二号方鼎和一号方鼎存在探索演进关系，二号方鼎相对于一号方鼎更为原始。一号方鼎应是先浇铸形成平板状的方鼎器底薄板，薄板在四角部位预留出方鼎四足的圆孔。然后将薄板放置于方鼎的内腔泥芯之上，并分别将两块带耳外范和两块不带耳外范两两相对与泥芯组合起来，最后将底部外范放置于薄板上由四外壁范围合形成的方形空腔上，通过底范四边预留的浇冒口，一次性将方鼎四壁及耳部浇铸成型，并完成四壁对底部平板薄底的铸接。器底内外四周的加厚唇边是分别在泥芯和底范四边上削减泥料造成空腔形成的。器身浇铸成型后，再依次分别在预留的四足孔部位组合足部内芯、外范，然后浇铸，最终完成四足和鼎身的铸接工作。

石器有石臼、石杵、石斧各一件。其中，石臼用淡黄色河光石制成，残缺一半，石面中部凿有口大底小的圜底臼窝，窝内磨得相当光滑；石杵长23厘米，圆柱形，用青色石灰石磨制而成，出土时臼窝内及杵的下部皆有研磨朱砂的痕迹；石斧由青色石灰石磨制而成，扁圆体状。陶器碎片多为绳纹灰陶，可辨器形有折沿鬲、长颈大口尊、小口尊、假腹豆、短领瓮、折肩瓮、折沿砂质罐和甗、盆、壶、簋、器盖、缸、陶埙等，均属于商代二里岗上层。

杜岭方鼎出土地点明确，其规整的造型与大气古朴的纹饰说明只有一代商王才有能力和身份拥有它，为确定郑州商城的性质为商代早期都城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这两件方鼎的形制质朴庄重，方形结构在商代早期文化中属首次发现，为商代早期青铜器代表，增加了商代早期青铜器结构类型，丰富了鼎的发展序列。青铜方鼎作为商人宗教礼制的重要组成内容，常以偶数配置出现，这样的规制从二里岗文化开始，影响到了殷商后期，直至西周康、昭之世。兽面纹所体现的天神地祇形象，与甲骨卜辞中无休止的卜问上帝鬼神和先公先王所降休咎的现象性质相同，都是当时先民精神生活和对自然世界认知的客观反映。此外，两件方鼎的范铸工艺对于研究商代早期的青铜范铸工艺水平，以及当时人们对新造型的方鼎铸造技术的探索改进具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