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的滥用物质包括酒精、巴比妥类、苯二氮䓬类、大麻类、可卡因、安眠药、阿片类和甲基苯丙胺类。据估计，全球有1.2亿人在使用诸如可卡因、海洛因和其他合成药物等“硬性”毒品。1990年全球药物滥用导致53 000人死亡，这个数字在2013年上升到127 000人。其中，阿片类滥用致死人数最多，为51 000人；可卡因滥用致死4300人；甲基苯丙胺类滥用致死3800人。另外，酒精滥用导致139 000人死亡，占所有物质滥用之首。

在公共健康、医疗和司法等不同领域，物质滥用的定义有很大区别。①在公共健康领域，倾向于从超越个体的更广泛的视角看待物质使用，特别强调社会、文化和物质可得性的影响。一般避免使用“滥用”一词，而是采取更客观的说法，诸如“物质或酒精类问题”或药物的“有害/有问题使用”。关于心理活性物质使用的新的公共健康模型挑战了过去“使用”与“滥用”的二元论传统架构，明确提出了一个从合理使用物质到滥用物质的渐变体系。②在医疗领域，“药物滥用”一词已经很少出现在世界上使用最广的两种诊断手册——《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DSM-5）和《国际疾病分类》第11次修订本（ICD-11）中。一方面，因为“药物”的定义不明确，一些物质在某些国家被称为药物，而在另一些国家则不被承认为药物；另一方面，“药物滥用”听起来似乎这类药物有害，然而在一定的剂量范围内，药物并不会产生任何负性效果。DSM-5采用“物质滥用”的说法来描述十大类药物的不合理使用方式，包括酒精、咖啡因、大麻、致幻剂、吸入剂、阿片、镇静剂、催眠剂与抗焦虑药、兴奋剂、烟草以及其他。

物质滥用可能会导致各种健康问题和社会问题。酗酒者和药物滥用者自杀率很高。导致自杀风险增加的原因包括长期滥用酒精和药物，导致脑内化学物质的生理性改变以及社会隔离。另外，药物的急性中毒效应可能使自杀更容易发生。自杀在青少年酗酒者中也很普遍，美国大约30%的自杀与酗酒有关。酗酒也会增加犯罪风险，包括虐待儿童、家庭暴力、强奸、入室行窃和袭击。

包括酒精和处方药滥用在内的物质滥用可以诱发类似于精神疾病的症状，既可在中毒状态下发生，也可在戒断状态下发生。这些物质引起的精神障碍可能在长期戒毒后仍然存在，如苯丙胺或可卡因滥用后的长期精神病或抑郁症；也可能在停止滥用后出现旷日持久的戒断症状，如苯二氮䓬类药物，其戒断症状有时会在停止滥用后持续多年。酒精、巴比妥类和苯二氮䓬类药物的戒断症状都可能是致命的。致幻剂滥用可在停用很久后引发妄想和其他精神病现象。大麻类药物可能在用药过程中引起惊恐发作，持续使用可能导致类似于心境恶劣的状态。研究表明，每日吸大麻和使用高效大麻，二者分别独立地与精神分裂症和其他精神病的较高发病率有关。持续的酒精滥用可引起严重的焦虑和抑郁，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症状会随着长期戒酒而减轻。即使持续适度饮酒也会增加某些人的焦虑和抑郁水平。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由药物引起的精神障碍都会随着长期戒酒而逐渐消退。

物质滥用、冲动性物质滥用与冲动性有密切关系。冲动性的特征是行动基于突然的欲望、奇想或意向，而不是慎重思考。药物滥用个体的冲动程度较高，而且使用多种药物的个体往往更冲动。许多研究使用艾奥瓦赌博任务（IGT）作为冲动行为的衡量标准，发现与健康对照相比，使用毒品的人群会作出更冒险的选择。有研究假设，冲动控制的丧失可能是由于药物引起的额叶皮质改变导致抑制控制受损造成的。青春期发生的神经发育和激素变化可能会调节冲动控制，而这可能导致试用毒品，进而走向成瘾。冲动性被认为是神经质人格范畴中的一个子特征（过度放纵/消极紧迫感），它与未来物质滥用的发展有关。

针对物质滥用的心理干预手段包括行为婚姻治疗、动机性面谈、社区强化疗法、暴露疗法、应急管理等。这些干预手段能够帮助个体缓解渴求和心理焦虑，改进对治疗的专注和新行为技巧的学习，减轻戒断症状，降低复发概率等。对于儿童和青少年，认知行为疗法和家庭治疗在治疗物质滥用方面最为有效。学校干预以及动机性面谈也能减少儿童和青少年的酒精和大麻滥用。在药物治疗方面，已经有部分药物在治疗物质滥用方面得到了验证。包括替代性药品（如丁丙诺啡和美沙酮）、拮抗性药品（如双硫仑、纳曲酮）。它们既有短效剂型，也有新式的长效剂型。某些过去用于其他治疗目的的药物也对治疗物质滥用有效，如安非他酮和莫达非尼。丁丙诺啡和美沙酮有时用于治疗阿片成瘾，用来替代其他阿片药物，但它们本身仍然会导致戒断症状。抗精神病药在治疗物质滥用方面的效果未能得到证实。谷氨酸N-甲基-D-天冬氨酸（NMDA）受体拮抗剂阿坎酸盐对于缓解酒精戒断症状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