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历史分期，外国公共关系史可区为外国古代公共关系史、近代公共关系史和现代公共关系史。

公共关系史据信是伴随着人类的交往史诞生和发展的。西方古代公共关系的信史，至少可追溯至古希腊时代，一方面是因为城邦的政治、外交、军事和文化活动中存在大量的公关现象，另一方面也因为古希腊学者柏拉图（Plato）、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著述中记录了他们本人和其他先哲有关说服、修辞的丰富、成熟的思想。譬如，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至今仍被一些大学的公关专业列入指定或参考书目。这部著作明确将修辞定义为说服术，提出了信誉、逻辑、情感等修辞要素，并详细阐明了修辞的核心观念、道德原则、实践技巧与禁忌。

古希腊将修辞视为公民的基本素养，认为说服他人是城邦政治、外交、军事和公共生活的基本需要，是发现真相、辨明真理的基本手段。古罗马大体继承了古希腊的修辞思想，并在更大范围的政治和军事活动中广泛应用于实践，也因此进一步丰富、拓展了修辞理论和技巧。譬如西塞罗和昆提利安（Marcus Fabius Quintilianus），既是修辞研究的著名学者，也是影响一时的演讲家和政治家。

进入中世纪后，王权、神权的建立和维护皆离不开必要的公关性质的谋略和活动。统治集团对宣传、游说、仪式、对符号和象征的利用、对信息和民意的控制，从未间断。但是，这种类公关活动主要是权力实践和利益实现过程的附属物，并未形成现代意义的公共关系事业。及至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发生，封建专制体系遭到动摇，法国思想家J.-J.卢梭意义上的“舆论”和“公意”逐渐崛起为一种力量，应对思想革命、引导多元意见竞争，才真正成为王权和神权体系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此间，宣传变成了国家和社会控制的重要事务。譬如，在王权与神权、宗教与科学、贵族与平民、国家与国家的冲突中，宣传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重要武器就是宣传。这既体现在资产阶级结束封建统治的革命斗争中，也反映于其随后推动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譬如，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冲突、分化和资产阶级政权的最终确立，皆伴随着系统的大众动员、利益游说、报刊宣传、意识形态灌输策略和行动。

美国自称是一个“宣传立国”的国家，独立革命、宪法运动、南北战争以及随后的领土扩张、族群整合、国家现代化，无一不凭借宣传和舆论的力量。在S.M.卡特里普的《公共关系史（17～20世纪）》中，详细记录了美国政党、政府、军方、商业机构乃至大学的公关活动。譬如，哈佛大学建立之初便设立了一个专门游说机构，以争取各方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在19世纪中后期，美国出现了大批新闻代理人和新闻代理机构。他们的主要职责是为政党、政客和企业做宣传，包括制造话题、撰写和投放新闻稿，并以此赚取客户的佣金，故又称“新闻掮客”。新闻代理人只对客户负责，往往不顾媒体原则和公众利益而大肆鼓吹，甚至不惜造假、煽动和诱骗，因此声名狼藉。

西方之外的其他国家自19世纪中后期起，大多也被动或主动地卷入了现代化进程。在这些国家的革命、战争、反殖民、民族解放和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系统地利用宣传和舆论工具越来越成为一种自觉。

现代公共关系事业诞生于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经历了疯狂的工业化、城市化浪潮，走过了所谓“镀金时代”，一方面社会财富激增，经济迅速发展，国家的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强势崛起；另一方面也面临着利益分化、阶层板结、传统道德和信仰凋敝、社会矛盾和冲突尖锐等严重问题。大众报刊此间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扒粪运动”，揭露垄断财团及其政治同盟的罪恶。在这种情况下，化解劳资冲突、官员冲突、阶层冲突，沟通多元利益主体，协调社会关系，再造社会团结和认同成为一种专门性、系统性的社会需求。现代公共关系事业正是诞生于这样的背景之下。

当然，现代公关事业的诞生和发展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三位“公关之父”及其所代表时代的曲折转换和进步：①P.T.巴纳姆及“公众该死”的时代。巴纳姆是活跃在19世纪中后期的一位马戏团和博物馆老板，他为了推广自己的生意，系统使用了现代宣传和公关的各种手段，如媒体宣传、制造事件、游说精英、权威代言、公共演讲和社会公益等。他并未提出公共关系的概念，但确实是第一系统、专业地利用宣传牟利的人。他开展的宣传活动，有效却难免夸大其词、哗众取宠，甚至像很多新闻代理人那样有造假、欺哄、操纵大众之嫌。据称，他极度蔑视、嘲笑“愚蠢”的公众，说过“公众该死”之类的话，这句话也被视为他所代表的公关时代的“标签”。但是，据传记作者考证，他从未公开说过这句话，他的一贯主张是“皆大欢喜”——通过宣传推广生意，公众得到实惠和欢喜。②I.L.李及“公众应被告知”的时代。1903年，李和G.F.帕克（George F.Parker）成立了一家宣传机构——帕克和李公司，使命是为大企业和公共机构做好同媒体、员工和公众的沟通工作，以纠正误解、化解冲突。1906年，李发表了《原则宣言》，确立了现代公关的两个基本道德原则和信条：讲真话——告知公众本应知情的信息；开明互惠——凡有利于公众的才有利于组织。李通过这两项原则和信条回应了“扒粪运动”的社会需求，并帮助包括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洛克菲勒财团等客户渡过危机、重塑形象，也因此确立了现代公关事业的核心价值。③E.L.伯内斯（Edward L.Bernays）及“彼此适应、相互调整”的时代。伯内斯早年曾效力于演出经纪和战争宣传机构，在1919年参加“巴黎和会”后的返国途中，提出要开创一项“崭新的事业”——公共关系。他和夫人随后成立了公关公司，数十年间服务了数百家20世纪最大、最重要的企业，以及大量政府机构和政治家。伯内斯认为，公关不应是“单行道”的宣传，而应是“双行道”的说服与沟通，组织与公众应彼此适应、相互调整，以协调关系、制造认同，在日益复杂的现代社会实现“新的团结与整合”。

20世纪中后期，美国成立了大量的公关公司，有些公司后来成长为全球性公关服务机构，如伟达、奥美和博雅等。自伯内斯于1923年在纽约大学开设公关课程起，美国大学的公关教育逐步发展，公关理论研究亦逐渐丰富、成熟，并形成了管理流派、传播流派和关系流派等不同的研究典范。在美国的影响和推动下，西欧各国、日本、韩国的公关事业在20世纪中后期也快速发展起来。至20世纪末，大多数现代国家都建立了自己的公关事业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