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学派强调公共关系是介于组织与其内外公众之间的一种调解机制，目标是为了提高组织自身的工作效率。20世纪初现代公共关系事业产生以后，以美国经纪人P.T.巴纳姆、宣传专家I.L.李和公共关系学家E.L.伯内斯为代表，他们结合自身的公共关系实践发展出“宣传操纵”“说服传播”“双向不对称”和“双向对称”等应用公关理论，代表了公共关系实务性研究的主导方向。围绕功能的不同侧重，公共关系功能学派的研究可以分成传播学派、管理学派、关系学派和营销学派4种。

传播学派重视公共关系的传播功能，其产生可以追溯至巴纳姆时期。由于早期公关从业者大多是记者出身，他们非常重视新闻代理、宣传操纵、说服沟通等传播功能。随着传播学“说服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公关研究在20世纪中后期进入一个“说服的时代”。以英国传播理论家D.麦奎尔（Denis McQuail，1935～2017）为代表，他提出以信息处理为框架的“说服过程矩阵”成为公共关系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基础，其代表性成果是《态度与态度改变》。此外，传播学领域有关议程设置、沉默螺旋等学说，也都迅速被公共关系学界和业界大量借鉴和移植，公关研究走向成熟。美国公共关系理论学家J.E.格鲁尼格、G.M.布鲁姆和D.M.多泽尔（David M. Dozier）都在公关说服研究方面发表了大量成果。

管理学派重视公共关系的组织主体性，它不仅明确了组织公共关系的基本职能和工作流程，更强调了公共关系在组织战略管理和日常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其代表理论有格鲁尼格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传播管理理论，认为“公共关系就是它的组织与其公众之间的传播管理”；美国公共关系教育先驱S.M.卡特里普提出的“关系管理理论”，认为公关就是建立并维护一个组织和决定其成败的各类公众之间的互惠互利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关系管理”。此外，以美国政治传播学家W.班诺特（William Benoit）和W.T.库姆斯（W. Timothy Coombs）为代表的危机传播管理研究也为管理学派创造了丰富的理论成果。

关系学派重视公共关系中的“关系”，受社会学的影响较大。关系观点的倡导者美国M.A.弗格森（Marry A. Ferguson）指出，“以关系为研究单位的组织公众关系为范式的集中提供最多的机会，它将会加速公共关系领域的理论发展”；莱丁汉姆也表示，关系观点是一种“在众多的观点中，能够孕育出一个新的关于公共关系形式和功能的有吸引力的观点之一”。由此引出了公关研究的社会性、文化性和生态性面向。基于关系的社会性面向，公关研究借社会学“人际关系”“强弱关系”“社会资本”等理论，发展出大量研究成果；基于关系的文化学面向，公关研究开始反思公关与文化工业、消费文化的关联，发展出一套文化批判的研究理论；基于关系的生态性面向，公关研究创造性地提出“公共关系的生态论”主张，是公共关系理论研究的重大突破，代表性著作是陈先红的《公关生态论》。

营销学派重视公共关系的“商业功能”，其主要受到市场营销学的影响。公共关系在实践上一直与企业联系紧密，作为企业经营的重要策略，公共关系和广告、市场营销一道成为企业面向市场和消费者的重要法宝。尤其是以美国广告学家、整合行销传播专家D.E.舒尔茨（Don Edward Schultz，1934～2020）为代表的整合营销传播理论的提出（他也因此被誉为“整合营销传播之父”），为公共关系营销学派提供了基础性的理论营养。该理论不仅突破传统营销4P理论提出4C理论，更强调了广告、活动、公关等策略的综合使用，成为企业经营战略的重要手段之一。在营销学派的影响之下，公共关系的策略性、综合性越发重要，由此发展而成的一套策略性传播理论成为此后战略传播研究的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