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革地理是中国传统舆地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近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前身。

沿革地理在中国起源很早，成果丰硕；在欧美则起源较晚，成果薄弱。它是在中国特定的学术文化背景中发展起来的，从依附史学、经学而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从舆地之学的一个部分而蔚为其中的主干，前后大约经历了萌芽阶段、形成阶段、发展阶段、兴盛阶段和转型阶段五个阶段。

中国的沿革地理研究是在两汉魏晋南北朝依附历史记载或因缘、借助经学研究而萌芽的，主要特点是围绕先秦经典著作涉及的地名及地理现象进行解释，帮助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根据经典理解历史发展的空间脉络。

由《史记·河渠书》《汉书·地理志》开其先河，但当时并未以“沿革”命名。《史记·河渠书》言治河以《尚书·禹贡》为始，言河道变迁和水利、航运也追述至春秋战国。《汉书·地理志》以记述西汉时代的政区、山川、人口、风俗为主，但也包含了丰富的沿革地理内容，篇首征引《禹贡》《职方》，即前代地理的综合追述；郡国县邑条下，间及其建置沿革和地名演替，并记载了王莽的改制。《史记》《汉书》《后汉书》的四夷诸传记述了边疆地区民族的历史分布状况，亦成为后人研究边疆地理之源。

汉晋时代的经学家对古代山川地理与地名的考订，开拓了沿革地理学的另一条发展道路。两汉经学训注浩繁，沿革地理研究有不少成绩，惜流传至今者寡。西晋杜预著《春秋左传集解》，对春秋列国地理多所诠释；裴秀的《禹贡地域图》与京相璠的《春秋土地名》，则已属专门的沿革地理之作。

西晋虞挚著《畿服经》，成为地理总志的发轫。南北朝时此类著作渐多，如谢庄的《方丈图》、刘澄之的《永初山川古今记》、陶弘景的《古今州郡记》等，但大都亡佚，从辑本看，原作包含不少沿革内容。郦道元的《水经注》以记述当代河流水道状况为主旨，但关于沿革的记述和考辨也极其丰富，不仅对水道变迁详为记述，而且对各流域郡、县、城邑的历史沿革也有所记载。《三辅黄图》首立沿革篇，以后方志承袭这一体例。体现出沿革地理内容已有拓展，作为一门学问已在孕育。

从隋唐至北宋，沿革地理一方面继续依附于史学与经学积累和发展；另一方面随着资料来源不断丰富，大批沿革地理专著问世，成为舆地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内容上不仅继承《汉书·地理志》记叙全国政区与山川、户口的传统，而且增入贡赋、交通及地方大姓演变情况，反映了沿革地理学者关注国计民生，欲以学术经世致用的思想。

不仅正史多有《地理志》《河渠志》《四夷传》，而且政书、类书中也不乏沿革地理篇章，如唐杜佑《通典》之《州郡典》《边防典》，北宋晏殊《类要》之地理卷，特别是各地兴修图经、方志蔚然成风，其中当地沿革地理内容必占较大篇幅，对后世来说更是沿革地理研究的重要依据。相形之下，此期依附于经学的沿革地理著述影响不大，虽然《禹贡》研究开始兴盛，但成果较为分散，北宋税安礼的《历代地理指掌图》是现存最早的沿革地图集。

唐宋地理总志传世至今者甚多，如唐李泰的《括地志》（辑本）、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北宋乐史的《太平寰宇记》、王存的《元丰九域志》、欧阳忞的《舆地广记》等。这类总志在各级政区条下多追溯往昔，记载建置沿革，贾耽的《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其“中国本之《禹贡》，外夷本之《汉书》”，有的还在全书前几卷专论历代疆域变迁，内容较正史地理志更为详细，多可供资政，故四库分类列入史部。这批以政治经济地理为主要内容、以经世致用为主要目的的地理总志的涌现，标志着沿革地理学的形成。

南宋时理学成为国家正统学说，科举制度日臻完善，文化教育向民间普及，出现了一批以文化名胜地理为主要内容、以趋时应景为主要目的的地理总志，元明清时期又出现了体裁更加复杂、内容更加丰富、沿革地理味更加浓厚的综合性地理总志——《一统志》，编著方志更是士子显示才学、官员显示政绩的途径之一，沿革地理开始成为显学。

南宋吴澥的《历代疆域志》、王应麟的《通鉴地理通释》，是系统的沿革地理专著；以郑樵《通志》和马端临《文献通考》为代表的政书，对州郡、都邑、边防和民族分布的沿革也有较系统的论述。元、明两代又有李好文《长安志图》、桂萼《历代地理指掌》、吴龙《郡县地理沿革》、郭子章《古今郡国名类》等，惜大多亡佚，惟刘基等撰《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存世。清初顾炎武的《历代宅京记》，是有影响的研究都城沿革的专著。

随着理学的兴盛，南宋的《禹贡》研究炙手可热，程大昌、毛晃、傅寅三家成绩最著，对先秦地理状况均有广泛的探讨与考订，代表作有程大昌的《禹贡山川地理图》、郑樵的《春秋地名谱》等。清初学者治经者极众，由治经而释地，成果卓著，主要有胡渭《禹贡锥指》、蒋廷锡《尚书地理今释》、焦循《毛诗地理释》、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沈钦韩《左传地名补注》等，阎若璩《四书释地》亦属同一性质。

南宋的《舆地纪胜》《方舆胜览》，元代的《大元混一方舆胜览》，体裁、内容远较以前的地理总志庞杂，对山川景物、风土名胜、人物事迹、地方艺文的着力介绍成为特色。明代陈循的《寰宇通志》，清初顾炎武的《肇域志》、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踵继其后，成为元、明、清官修《一统志》型地理总志的过渡类型，后者是古代沿革地理学达到顶峰的标志。

清代中期至中华民国初期，沿革地理研究随着朴学（指注重名物训诂考据的乾嘉学派）的发展而愈加昌盛，并成为中国舆地之学的最主要部分。而鸦片战争引发的边疆危机，为此期沿革地理学转向边疆民族地区注射了一支强心针。

主要表现为对历代正史地理志的增补校注与札记考证。诸史中没有地理志的《三国志》《梁书》《陈书》《南史》《北史》等俱被补作，一些疆域政区状况不甚明了的时代，如楚汉之际、东晋、十六国等亦补出专志。已有的正史地理志大多被校正注释，其中于《汉书·地理志》用力最勤。

主要是对《山海经》《水经注》等书的校正注释，阐明历代山川地名的沿革。清人治《山海经》者有吴任臣、毕沅、郝懿行诸家；治《水经注》者更多达数十家，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校本较精，清末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和杨守敬等《水经注疏》成果尤著。

以杨守敬《历代舆地图》最为博大翔实。陈芳绩《历代地理沿革表》、李兆洛《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历代地理沿革图》也纵跨古今，卓然成家。此外，徐松《西域水道记》、张穆《蒙古游牧纪》、何秋涛《朔方备乘》、黄沛翘《西藏图考》等，广泛记述、考证了边防、民族分布的沿革状况。关注边疆民族地区的舆地沿革，反映了近代中国边疆危机唤醒的国家忧患意识。而专讲外国沿革地理的魏源《海国图志》，则是国人眼光投向世界的发端。

20世纪20年代，受近代西方地理学思想影响，中国的沿革地理学逐渐向历史地理学转型，特别是数据化时代的到来，使沿革地理研究获得新生。

20世纪20年代，张相文在北京大学主讲《中国地理沿革史》，沿革地理第一次被列入大学课程。30年代，顾颉刚、谭其骧分别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和辅仁大学讲授和研究中国沿革地理；筹建了以研究沿革地理为宗旨的学术组织——禹贡学会，并创办学会刊物《禹贡》半月刊。《禹贡》杂志共出版7卷82期，发表了许多颇有价值的沿革地理文章，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注目。研究领域在日益扩展，研究方法在日益更新，突破了传统的沿革地理范围。《禹贡》杂志自第3卷起，改用了中国历史地理为其英文译名，标志着中国传统的沿革地理开始向近代科学体系中的历史地理学转变。抗战前夜，历史地理学人“深感外侮之凌逼，国力之衰弱，不惟汉唐盛业难期再现，即先民遗土亦岌岌莫保”，故有顾颉刚与史念海合著的《中国疆域沿革史》（1938）问世，列述中国自传说中之黄帝画野分疆到民国初年各个朝代疆域的变迁及地方制度改革情况，以期唤起国人爱国保疆意识。

20世纪50年代后，中国历史地理学获得迅速发展，沿革地理作为历史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仍在进行研究，不断有新的成果问世，但不再作为学科或学派名称，在国家和教育部的学科分类上被历史地理学取代，研究山川湖海演变者归入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疆域政区演变者归入历史政治地理，研究城市街道演变者归入历史城市地理，研究军事形胜设施演变者归入历史军事地理，研究民族部落演变者归入历史民族地理，沿革地理完成了向近代历史地理学的转型。谭其骧领导的全国性研究团队在原计划重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和《水经注图》基础上，求实创新，利用现代地图制图原理与彩色套印方法，以较为精确的测绘地图为底图另起炉灶编绘的《中国历史地图集》（1982，简称谭图），分朝代（取某年为断面）、分道路省域（通常是一级政区），画出了历代府州级（通常是二级政区）以上政区治所、名称、边界与县级（通常是三级政区）以上政区治所、名称，其翔实、精确、科学程度达到了空前高度，为中国历史政区地理、沿革地理权威性、标志性研究成果之一，被学术界、教育界普遍采用。另一权威性、标志性成果则是周振鹤主编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13卷本（2007～2017，简称周史），以1300多万字的文图表方式，综合历代沿革地理研究成果，分朝代反映了中国实行郡县制以来2000多年连续不断的县级以上政区演变过程，可与谭图互参使用。另外，复旦大学与美国哈佛大学联合研制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2001年首批发布成果，也是以清代县级以上政区沿革为主要内容而加以数字化，其后续工作仍在进行中。各省区、各断代的沿革地理著作、图表和博硕士学位论文则不胜枚举。相较而言，此期疆域政区研究还保留了许多沿革地理的痕迹，如在台湾，沿革地理研究虽也在向近代历史地理转型，但从王恢的《中国历史地理》（1976）和程光裕等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1981）中，仍可依稀见到传统旧影。而山川、城市、名胜、民族地理的研究，大多引进近代地理学的观点、理论、方法，与沿革地理学渐行渐远。

研究内容包括各时期各政权的疆域分合伸缩，各级政区的建置沿革，各都市城邑、名胜古迹的位置、规制与兴衰，交通路线的通塞改变，军事设施、战场、河流湖泊的变迁，以及边远各民族的分布、盛衰和迁移等。其中，以疆域的分合伸缩、政区的建置沿革和山川、城邑等各类地名演变为主要内容。

中国沿革地理研究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形成了求实的特点，被称为“实学”。它的方法是描述、整理与考辨，以实证为主。但进入近现代转型期后，引入近现代人文地理思想，在疆域沿革和政区沿革研究方面，逐步摒弃传统的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封建正统观，运用马克思主义多民族国家理论、政治学理论，加强对边疆民族地区民族演变及其国家政权、行政区划的建置沿革研究，使之逐步纳入历史政治地理研究范围。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注重多学科综合、多重证据，从近现代地理学、地图学寻找借鉴，如结合自然环境演替、文物考古调研成果研究政区沿革，利用遥感测绘技术编绘沿革地图，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年轻一代学者更多地利用计算机分析手段，将沿革地理内容进行数据转化，纳入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并力图使之可视化，进入国家和社会生活。

沿革地理研究的贡献主要在于：①在封建时代的国家治理特别是在政区划分与调整过程、水利规划与建设过程中提供过重要决策依据，为传播和普及地理知识、国情知识，培育祖国意识和爱国主义思想提供了基本素材。②作为历史学的辅助学问，两千多年持续不断的沿革地理著述，成为历史学者不可缺少的研究条件，中国史学得以在时间、空间序列的悠久性、连续性、精确性、完整性方面独步于世界。③作为中国传统舆地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古代地理学、方志学、地名学的发展，对于研究中国地理学史具有重要的价值，而且也影响到东亚汉字文化圈，如朝鲜的《东国舆地胜览》《大东地志》，日本各地方史及《唐土历代州郡沿革图》《大日本地名辞书》《日本历史地图》，越南的《大南一统志》《大越古今沿革地志考》等，基本上都属于沿革地理著述。④最为重要的是其悠久传统与巨大成绩，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特别是复原古代地理提供了坚实基础。中国近现代历史地理学取得的巨大成就，都是与以往的沿革地理研究分不开的。

沿革地理研究也有明显的局限性，主要反映在历史思维强，地理思维弱。①研究范围不够广泛。长期局限于人文地理中的疆域、政区、都市、军事、民族、地名及自然地理中的水道等方面，对其他丰富的地理内容如动植物地理、经济地理、居民地理、文化地理等较少问津。②地理思维较为狭隘。在政区沿革方面，长于分区域的板块结构演变研究，短于分层次的圈层结构研究；在山川沿革方面，长于水道系统演变研究，短于地貌形态演变研究。③长于名实、沿革考证，缺乏进一步的因果关系与变迁规律的探讨，缺乏科学的理论概括与体系建设，因此一直停留在描述阶段。④研究对象的数字化和计量分析意识较为薄弱，缺乏数学模型分析，与相关学科的关联度不够，致使拓展空间受限。⑤囿于文献记载，缺乏对地理环境的实地考察，对自然科学理论、方法、技术缺乏应有的重视或掌握。当然，在转型为历史地理学后，沿革地理研究化茧成蝶，以另一种形式获得新生，上述局限得到很大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