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献中所载的“边郡”“外郡”或“缘边郡县”，即是边城的分布地区。考古学家陈梦家曾指出：“北边边塞西自敦煌，东至乐浪，凡二十一边郡。”迄今发现的边城主要分布于内蒙古中南部，宁夏、陕西、山西、河北北部及辽宁西南部地区。

长城沿线地带是农业与牧业两种不同生产生活方式的交汇区，战国以前这里曾生活着羌、戎狄、林胡、楼烦、东胡等种族。战国时期，秦、赵、燕等国势力逐渐北扩，并在此设郡管理。秦汉时期，在北方地区所设之郡，多数沿袭战国旧制，个别为新设。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将黄河以北至阴山的广大地区纳入秦王朝版图，在黄河北岸新设了九原郡。秦王朝灭亡后，中原战乱，匈奴乘机进入黄河以南地区。西汉初期，政府面对匈奴的南侵，军事上疲于应付，政治上采取和亲政策。因此，政府在北方边境的作为不大，只有高帝设定襄郡。文帝时，晁错建议在北部边郡设立驻守与屯田相结合的城邑，用免税、赐爵、赎罪等办法移民“实边”，积极准备对匈奴的反击。至汉武帝时，卫青、霍去病等多次北击匈奴，又重新控制了这一区域。在长城沿线设立朔方、五原（秦九原）、云中、西河、定襄、雁门、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等郡，大致属朔方、并州北部，幽州大部。战争失败导致匈奴内部分裂，武帝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匈奴昆邪王率四万人降汉，汉政府把他们安置在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称为“五属国”。随着北方边郡的安定，汉政府修缮和新筑了一系列城邑，陆续迁徙和招募内地人员实边，开发边疆，屯兵驻守，巩固军事成果。至此，基本掌握了北方的主动权。元帝时昭君出塞，已经基本结束了武装冲突，恢复了和亲的友好关系。王莽时，和亲关系瓦解，匈奴经常入侵长城以南，肆意骚扰掠夺，“北边无复宁岁”。东汉时，南北匈奴分裂，东汉政府分而治之，依靠内附的南匈奴、乌桓、羌戎等，阻止北匈奴南侵。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征西将军耿秉、车骑将军窦宪率军出朔方击北匈奴，大破之，北单于奔走。这是对北匈奴的一次沉重打击，保证了边境地区40年的相对安定。汉顺帝永建五年（130），北匈奴东连乌桓，西结羌戎，入寇并、凉、幽、冀四州，迫使汉政府徙西河治离石，上郡治夏阳，朔方治五原。鲜卑族崛起以后，经常侵扰辽东、辽西、右北平、渔阳、代郡、上谷、雁门、定襄等地，东汉东部、北部边郡有的被迫放弃。东汉在边郡官员设置上，内郡省都尉一职，边郡不省，仍置都尉及属国都尉。内郡之郡丞，边郡称长史，边郡中设立的都尉治亦较内郡为多。

北方长城沿线地带秦汉城址分布图

长城沿线地带已发现城址150余座，其中郡国城10余座、县邑城60余座，其他城址的性质尚不能确定。对天津市宝坻区秦城遗址、蓟州区无终故城，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遗址（见和林格尔土城子古城遗址）、宁城县黑城遗址外罗城，陕西省神木市大保当遗址等做过考古发掘，其他多为调查资料。

可确定的郡国城大致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古磴口县包尔陶勒盖古城（西汉朔方郡治）、磴口县补隆淖古城（东汉朔方郡治）、包头市九原区麻池古城（五原郡治）、托克托县古城村古城（云中郡治）、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定襄郡治）、宁城县黑城外罗城（西汉右北平郡治平刚），辽宁省朝阳市召都巴古城（西汉辽西郡治）、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南城址（玄菟郡治），河北省怀来县大古城（上谷郡治）、蔚县代王城（代郡治），天津市蓟州区无终故城（秦右北平郡治）、宝坻区秦城（秦右北平郡治）等。这些城址面积较中原地区同类城址为小，其中蔚县代王城面积最大，约748万平方米；托克托古城村古城面积约360万平方米；怀来大古城、宁城黑城外罗城和蓟州无终故城，面积在130万～150万平方米；其他如和林格尔土城子古城、宝坻秦城等，面积在25万～120万平方米，仅相当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小型县邑城。怀来大古城自战国燕始置上谷郡，秦因之不改，汉为沮阳县，一直为上谷郡治。秦汉时，右北平郡治经多次迁移，首先在秦灭燕之初设于宝坻秦城，统一六国后移至无终，西汉时期迁至宁城黑城外罗城，直至王莽时期。东汉时，由于防线内移，郡治又迁至土垠，位于今河北省境内。无终故城即秦代的右北平郡治。

县邑城及属国城面积亦较中原同类城址偏小。山西省代县广武故城面积约600万平方米，是面积最大的县城。山西省五台县古城村古城、朔州市朔城区朔州古城，河北省涿鹿县保岱古城，陕西省子长市阳周故城、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霍洛柴登古城等，面积均在200万平方米以下，且多分布南部。内蒙古自治区固阳县城梁古城、包头市东河区古城湾古城、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塔布陀罗亥古城、清水河县上城湾古城，陕西省神木市大保当古城，辽宁省丹东市叆河尖古城，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张家场古城等，面积在25万～120万平方米。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古城梁古城、达拉特旗城塔村古城、准格尔旗纳林镇古城、奈曼旗沙巴营子古城，山西省左云县武州故城、阳曲县狼孟故城，辽宁省建平县西胡素台古城、建平县东城子古城、凌源市安杖子古城、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黄道营子古城等城址或处于军事要地，或地处开阔、易于农牧业发展、人口较密集的地区，这些城址长宽在500米以下，多数分布于今内蒙古境内，辽宁、陕西、山西和河北北部也有分布。

①军事防御功能特别突出。边城中最早出现了瓮城、角楼、马面等防御设施，而且瓮城和马面在同期中原的城邑中极少见到。边城中的铜镞、弩机、戈、铁甲、铁蒺藜等兵器和军事防护设备，成为最常见的遗物。②城址规模小。边城一般比内地城邑要小许多，除个别作为郡治面积超过50万平方米，一般县城面积多在25万平方米以下。经济不发达，人口稀少，又处于军事冲突地区，应是造成边城面积普遍小于内地城邑的主要原因。③盛行大、小城的回字形布局。应与文帝时晁错“复为一城其内”的建议有关。④城邑的建筑年代比较明确，秦汉时期所建城址比例大于中原地区。在150多座城址中，建于秦汉时期的约118座，仅30多座城邑发现战国遗存，可能是沿用战国旧城。随着郡县制的全面推行，以及中原王朝与匈奴等游牧民族矛盾常态化，秦汉王朝在边郡地区不遗余力地修筑城邑，促使边郡及所辖城邑数量大大超过前代。⑤汉代边郡县邑城的设置多与屯田、徙民相联系，一般先屯田，后徙民，然后再置县邑城。⑥城邑数量多，人口少。据统计，长城沿线地带城邑数量占秦汉城址总数的22.5%。西汉时北方二十一郡有县城343座，占县城总数的五分之一以上。东汉时期这一地区县城数与人口数都有所下降，但县城数仍占县城总数的29%，而人口仅占人口总数的8.6%。按该地区全部人口计算，每座城邑也不足2万人，人少城多现象明显。按人口与城邑数量之比推测，长城地带的居民（包括农业人口和一部分内附的部族）可能主要居于城邑之内，耕种与屯田主要集中于城邑周围的地区。

边城中的居民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从中原迁徙的戍边人员，包括平民、官吏、军队和刑徒等，是边城居民的主体；另一类是内附的少数族，其人口数量也占一定比例。为了鼓励移民定居，西汉王朝采取了一些优惠措施，如免除赋税，提供种子、耕牛，赐予高爵，甚至还为迁移者建筑房屋，这些措施见于晁错的《守边备塞疏》中，出土的汉简中也有此类记载。晁错建议，给迁徙者建房屋，具田器，通田作，赐高爵，复其家，甚至给予冬夏衣、廪食等激励措施。这些优惠政策主要实行于移民初期，而且“能自给而止”，年限已过，他们仍要按规定向国家缴纳赋税。对徙边之民，仍然实行郡县乡里管理。按晁错《守边备塞疏》记载：“边县以备敌也，使五家为伍，伍有长；十长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连，连有假五百；十连一邑，邑有假候：皆择其邑之贤材有护，习地形知民心者，居则习民于射法，出则教民于应敌。故卒伍成于内，则军正定于外。”从记载看边城中的居民似乎是按半军事化编制与管理的，具有地方及军事组织的双重特点。文献记载，两汉政府往往将内附的南匈奴、鲜卑、乌桓等族人安置到边城之中，平时与汉人一起候望戍守，战时与汉军队一起打仗。

边城虽是为阻止北方少数民族南侵而设，但在整个秦汉时期，华夏民族与北方民族之间，并非一直处于战争状态，而是既有战争又有和平，既有对抗又有交往。西汉伊始就实行与匈奴和亲的政策，并一直延续到东汉。匈奴人投靠汉王朝，政府设属国安置归附的北方民族，有史可考的有安定、西河、上郡、张掖和居延属国等。据统计，从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至顺帝永和五年（公元49～140），南匈奴归附者达56万人。这种交往融合的历史，在边城当中是有所反映的。在发现的边城中，经常出土一些带有游牧民族特色的器物，或者在边城周围发现匈奴和鲜卑人的墓葬。广衍故城、大保当古城附近的墓地，都发现用牛首、牛蹄和牛羊肉随葬的现象。大保当古城居民的人种整体上表现出与北亚种接近，意味着大保当古城的汉代居民与匈奴人在体质特征上可能有着亲缘关系。大保当古城是较为靠南的东汉时期的一座边城，推测为汉龟兹属国。属国是指大郡中设立的小郡，面积大约与县差不多，但相当于郡级的行政机构，即所谓“似郡差小”“分县治民小郡”。属国的行政长官都是由中央政府委派汉人担任，属国中的事务由都尉管理，采用“因其故俗”的管理办法，体现了中央政府的民族安抚政策。这说明大保当古城中的居民，不仅有汉族，而且也有北方的游牧民族，是华夏与北方民族的共同家园。这种情况在其他边城中也普遍存在。

阴山以南、黄河两岸地区，是水草丰茂、宜农宜牧的农牧业区。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拓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农业文化随之传入阴山以南，出现了定居的村落。在今大青山以南的黄河东岸，黑河和浑河流域，有不少战国时期的村落，有些秦汉城郭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托克托县古城村古城、清水河县拐子上古城、和林格尔土城子古城等，都曾发现战国时期的遗迹和遗物。秦汉时期，边城大量出现，并不断迁徙内地人实边，这些戍边人员，带来了南方农业民族的生活方式和农耕技术。同时，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对移居边地的华夏族也有很大影响。《汉书·地理志》载：“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备战，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在战争中，骑兵已成为对匈奴作战的决定性兵种。中原的日常礼仪也受到了北方民族的强烈影响。《续汉志·五行志》记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