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的平板理论曾有过两种解决问题的方法。第一种是法国的A.-L.柯西和S.-D.泊松在19世纪20年代提出的。他们将板中的所有位移和应力展开成坐标
(从中面到研究点的距离)的级数,保留尽可能少的项,就得到了笛卡尔坐标下的薄板弯曲微分方程。泊松还在1929年正确地给出了板弯曲刚度的表达式,但是他对薄板边界条件的提法是每边3个。第二种方法就是经典的薄板和薄壳小挠度理论,这是建立在德国的G.R.基尔霍夫和英国的A.E.H.洛夫提出的假定基础上的,基尔霍夫指出:泊松所提的板边界3个边界条件是不可能同时满足的,正确的提法应当是每边2个边界条件。被广泛采纳的薄壳理论方程最早是由洛夫在1888年导出的,之后在他的《数学弹性理论》中又进一步叙述了薄壳理论。
在船舶、航空航天、仪表等工程中,常需用到很薄的板与壳,此时涉及板壳的大挠度问题。
当板壳的挠度与其厚度相比不是小量时,对于板的假设④不再成立,必须考虑板的弯曲和板中面的拉压之间的耦合作用。此时,板壳由弯曲变形引起的转动项也不再被认为是小量。
板的大挠度理论的研究始于19世纪后期,基尔霍夫和法国的A.J.C.B.de圣维南先后导出了包含薄膜内力对板弯曲变形作用的方程。已被广泛应用的板的大挠度理论定解方程是由美籍匈牙利裔T.von卡门于1910年导出的。1938年,苏联学者X.M.穆什达里发表了对薄壳大挠度理论的研究成果。美国J.L.辛格和中国钱伟长建立了弹性薄板和薄壳的内禀理论,对板壳的非线性理论做出了贡献。
板壳大挠度理论与小挠度理论不同之处在于:认为挠度
对
的偏导数的二次项不是小量,在中面应变表达式中不能被略去;必须在板壳微元体变形(转动)后的状态建立力的平衡方程,即板壳微元体的转动对于薄膜力之平衡方程的影响不能被略去。
近代能源、石化等工业部门结构的运行参数(如压力)不断提高,使板壳厚度增大,已不能作为薄板或薄壳进行分析;另外,在航空航天工业中大量采用复合材料或夹芯材料,其横向剪切刚度远小于其拉伸和弯曲刚度,横向剪切变形不能被略去,必须弃去直法线假设。
美国E.瑞斯纳于1944年和R.D.明德林于1951年分别提出了考虑剪切变形的中厚板理论。两者的导出过程略有不同,但基本思路相同,即假设板中面的法线在变形后仍可用直线来近似,但不再垂直于变形后的中面,其偏离变形后曲面法线的转角是横向剪切变形所致。于是,明德林解除法线在变形后的转角与挠度偏导数之间的关联,成为另一独立的位移变量,这也成为此后有限元法构建中厚板位移单元的出发点,称为“一阶剪切变形单元”。
板壳理论的研究方法主要有解析方法和数值方法两大类。
20世纪前期和中期,许多著名的力学家着力于求得各类板壳问题的解析解。
求板壳理论的解析解归结为解偏微分方程的边值问题。主要的解法是采用分离变量法,即根据定义域、载荷性质和边界条件,确定问题所适合的完备函数族,将载荷、边界条件和解展开为该族函数的无穷级数,再按照收敛性与精度的要求截断级数的项数。常用的函数族有三角函数、贝塞尔函数等。
前人对于矩形板、圆板等问题,除很特殊的边界条件外,已经有很好的解析解,可以从各种教科书和手册中查到。
薄壳方程的复杂性给解析法求解带来了许多困难。由于工程中绝大部分常见的壳体,如球壳、椭球壳、圆柱壳、圆锥壳等,在连续分布的外载荷作用下,除边界附近一个小区域外,大部分壳体一般处于无弯矩的薄膜应力状态,此时可以将薄壳方程简化为四阶的无矩理论方程,对于前述工程中常见的壳体可以求解。如果要进一步求边界附近区域的应力(称为边缘应力),可以将前述薄膜应力场作为偏微分方程的一个特解,再进一步求齐次八阶偏微分方程的解,齐次解与特解共同满足边界条件。在20世纪中,已经有许多学者致力于给出各种不同壳体的解析解。
对于形状复杂、载荷和边界条件复杂的板壳结构,最常用的求解方法是有限元法。在20世纪后期,研究有限元法的力学家们为解决板壳单元的精度和收敛性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构造了各种类型的板壳单元。除传统的位移单元外,还有应力杂交元等。既有薄板和薄壳单元,还有中厚壳单元和非线性板壳单元。这些板壳单元被嵌入各种有限元商业软件,成为解决复杂工程结构力学分析的有力工具。此外,对于因几何或载荷等因素,使在局部区域板壳的基本假设不能满足的情况,可以通过有限元或边界元法的三维分析来求得局部应力的数值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