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登古昂一乡村邮递员家庭，卒于巴黎。20世纪50年代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和巴黎大学学习哲学，1954年获博士学位。1955年赴阿尔及利亚服兵役，这段经历促使他从哲学转向社会科学。此后，他分别在巴黎大学担任助手，在里尔大学当讲师，从事民族学研究。1960年在巴黎大学文法学院任助理，开始自学人类学，基于阿尔及利亚的经历展开研究，参加人类学家C.列维-斯特劳斯在巴黎学院和人类博物馆主办的人类学研讨班，并担任社会学家R.阿隆的助手。1964年被聘为巴黎高等实验研究院教授。1968年任欧洲社会学中心主任，1982年成为法兰西学院成员，并任《社会科学研究学报》主编。布迪厄的研究范围极广，包括劳动、技能、管理、教育、艺术、政治、体育、消费及生活模式等社会生活的多种方面。他特别关注对身世、相形的鉴赏能力，以及围绕该能力的象征性斗争和文化再生产过程。主要著作有《象征性权力的理论基础》（1974）、《一种建立在控制论社会的人类学基础之上的实践理论的设计》（1976）、《社会空间和阶级》（1983）、《学术人》（1988）、《教育、文化和社会再生产》（1990）、《文学场》（1991）、《语言与符号的暴力》（1993）和《实践的理性》（1998）等。

布迪厄的文化社会学研究方法既不同于20世纪50年代在法国占支配地位的纯理论性的、学院式的传统社会学方法，又有别于流行于美国的“经验性-实证性”倾向，他主张将二者结合起来，从分析社会的历史和现状的各种现象入手，将分析结果提高到理论高度，从而透视出其内在的文化意义。在他看来，语言、传媒、道德规范、风俗习惯、神话传说等，构成了一个开放的、不断扩展和变化的符号系统，其结构是人类精神的功能性表现。这个符号系统应被理解为一个“大文本”，一个“意义载体”，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生产着、创造着一种社会文化形态的历史和现实。

　　布迪厄提出了“资本”的概念，并将其划分为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他深入研究了这3种“资本”的本质，以及彼此间的关系、相互作用和转化的方式。此外，他还提出了“场”的概念，一反过去将社会看作铁板一块的整体的观念，而强调每一个具体领域的现实自律性。在他看来，文学被一种遵循着自身逻辑的秩序所支配，作为相对独立的“场”，文学与经济、政治、法律等“权力体制”并非处于从属关系，而是平行的，通过对上述领域有效的法则的拒绝体现出一种离心倾向。

布迪厄形成其理论的时代，法国思想由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和J.-P.萨特的存在主义所主宰。布迪厄依靠马克思主义和现象学，认为存在主义过分夸大了行动者的主观性、情绪性；结构主义则强调了规则对主观的制约。布迪厄力图在两者之间寻求结合点，认为实践活动中的“策略^[注]”与具体斗争或交涉方法的“战术^[注]”相对应，行动者的即兴发挥既是主观的，而且又有章可循。人们在实践中使用策略，而实践是变化的惯习在多元的场中经由反思性策略而产生的行动。惯习和场各为显隐，一个外显于社会，一个内化于人，二者相互强化。个体带惯习进入场，又被场塑造和改变。连接惯习和场的就是个体的反思性策略，与具体斗争或交涉方法的“战术^[注]”相对应，在日常生活中指从长计议、深思熟虑的预期性结果。从80年代后半期开始，布迪厄的学术影响迅速在全世界扩大，进入90年代以后，他已经成为与J.哈贝马斯、A.吉登斯和N.卢曼等齐名的在世的社会理论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