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文化早期探索艺术的社会史。20世纪70年代以后，艺术学和历史学的融合成为艺术史家和一般历史学家的共同兴趣。90年代以来，视觉尤其是电影、展览、动漫等作为一种认知形式在历史上扮演着重要作用。

英国文化史家M.巴克森德尔的《15世纪意大利的绘画与经验》（1972）探索了绘画的诞生、欣赏和传递三个方面，指出视觉文化是公众组织视觉的一种集体形式，是社会关系的沉淀，是经济生活的展现。S.阿尔珀斯关注17世纪荷兰的绘画文化，尤其侧重讨论观众的审美体验与当时社会情境之间的关系。1997年，法国历史学家J.-C.施密特强调图像的制作、使用、功能与建构，认为中世纪的西方文化是“图像文化”，存在一定的韵律尤其是视觉上的韵律。《图像理论》的作者W.J.T.米切尔认为，“视觉文化是社会的视觉建构，而非视觉的社会建构”（2002）。

图像是一种符号，是视觉的主要表现形式。R.巴尔特较早从符号学的角度提到，图像自有其结构与层级。他在《明室》中论述了视觉图像的“刺点”是印记、创伤，是让人着迷的地方。艺术史家N.布里森利用符号学的方法解读图像，认为“研究视觉制度的结构和运作，及其强制和规范效应”是视觉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在布里森看来，需要从时间、空间、身体和文本结构等层面持续地诠释视觉图像。

除了图像的美学效应，它的知识维度是视觉文化史的一个重心。科学史家L.达斯顿和P.加里森在《客观性》中指出，图像也有它的客观性：“客观性的不同形式的历史，可能讲述不同形式的主观性如何、为何与何时被看作是危险的主观的。”他们将这种客观性的新形式看作是回应主观的自我，影响到了19世纪以后的科学图像观。法国媒介学家J.R.德布雷的《图像的生与死》除了谈到图像的威力，又提及视像的不可靠或有限客观，例如视像制作人的主观性、可修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