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周王室统治权的衰落，礼乐制度被逐渐打破，特别是春秋中期以后，违制用乐的情况频发；与此同时，以“郑卫之音”为代表的民间音乐的影响日益扩大，对周礼乐造成巨大冲击，这一系列的音乐文化现象，后世合称“礼崩乐坏”。

周灭商之后，配合宗法制建立起一套等级森严的礼乐制度。《史记·周本纪》载：“（成王）既绌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礼乐制度于音乐方面的体现主要有两点：不同身份、等级的贵族用乐规制不同，《周礼·春官·小胥》载：“正乐县之位，王宫县，诸侯轩县，卿大夫判县，士特县”。《左传·隐公五年》载：“公问羽数于众仲，对曰：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音乐礼节繁复、细致。周代有吉、凶、宾、军、嘉五礼，《周礼·春官·大宗伯》载：“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祇……以凶礼哀邦国之忧……以宾礼亲邦国……以军礼同邦国……以嘉礼亲万民”。除凶礼与军礼少用乐外，其他礼仪活动中多有使用音乐的细致规定，包括用乐流程、曲目、宫调、乐器等。

春秋以降，周室衰微，礼乐制度随之衰落，《史记·礼书》载：“周衰，礼废乐坏，大小相踰”。“礼崩乐坏”的突出表现是乐悬制的崩塌。西周时期，对于钟、磬等礼乐器在编列、组合、悬设方位及音列使用等方面有严格的制度、规定。这些规定到了春秋战国时代渐趋瓦解。编列方面，春秋中期，8件成编的常制被打破，9、10、11件等编列形式逐渐增多；战国早期，11、12、13、14、20、26等多种多样的编组方式已经占据了大半江山。音阶使用方面，春秋中期以来，四声藩篱被大范围突破，五声、六声、七声甚至更多样式的音阶加入编钟音列中来。乐器悬设方面，西周时期严格的等级制规定不断受到挑战，僭制用乐的情况屡见，如《左传·成公二年》有载，鲁成公二年（公元前589），卫侯赏赐新筑大夫仲叔于奚以“曲县”，即是以大夫僭用诸侯之礼。

除了乐悬制被打破外，违制用乐的情况还存在于其他方面，如春秋时鲁国大夫季氏在自家庭院里享用天子级别的“八俏之舞”，孔子谓此举“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再如，周代凶礼中有“彻乐”之制，凡国临大丧或重大变故，须“彻乐”“不举”。春秋时代，这一规制屡被破坏，如周王子颓之乱期间，颓“享五大夫，乐及徧舞”（《左传·庄公二十年》），再如孙文子于卫献公丧期享乐（《左传·襄公二十九年》）等。

礼乐衰微的同时，以“郑卫之音”为代表的俗乐蓬勃发展，对周礼乐也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汉书·艺文志》载：“周衰俱坏，乐尤微眇，以音律为节，又为郑卫所乱故无遗法”。俗乐的兴盛不只在民间，也开始在各国宫廷风行，《晏子春秋》载：“（齐景公曰）夫乐，何必夫故哉？”又《礼记·乐记》载：“（魏文侯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又《孟子·梁惠王章句下》载：“（齐宣王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礼记·乐记》中孔子与宾牟贾论乐时，提及《武》乐“声淫及商”的问题，是俗乐影响波及宫廷甚至周礼乐的又一典型案例。

春秋战国时期这一系列的音乐文化现象后世合称“礼崩乐坏”，唐修《晋书·载记二十五》载：“自顷丧难，礼崩乐坏，闾阎绝讽诵之音，后生无庠序之教，子衿之叹复兴于今，岂所以穆章风化，崇阐斯文！”清章炳麟《与简竹居书》载：“中唐以来，礼崩乐坏，狂狡有作，自己制则，而事不稽古。”在后代典籍中，“礼崩乐坏”已逐渐发展成为礼制遭破坏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