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民族是古日耳曼民族的一支，德国文学的历史亦应追溯到古日耳曼时期（750～1500），这也是古日耳曼语产生、发展并向近代德语过渡的时期，它与德国文学的发展有密切关系。

根据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所著《日耳曼尼亚志》（公元98）和13世纪冰岛歌集“埃达”及冰岛、挪威散文传奇“萨迦”的记载，古日耳曼人创造了赞美神和英雄的叙事歌曲及战歌，反映日耳曼民族在民族大迁徙时期动荡的生活和战争。但这些口头相传的文学大部分已经消失，只有《梅尔塞堡咒语》和《希尔德布兰特之歌》被后人用古高地德语记载下来，作为世俗文学流传至今，成为德国文学中最早的文献。

德语正式有文字是在公元8世纪中叶。教会为了传教，用口语翻译宗教文献，遂产生了最早的文字。僧侣们也用这种文字写作文学作品，如《魏索布隆创世歌》（770～790）和《世界的末日》（9世纪初）以及《救世主》（约830）。这些作品在形式上采用古日耳曼人惯用的头韵，用以宣传基督教思想，尤其是《圣经》内容，但保留了明显的“异教”精神。因此，这个时期是“异教文学”向宗教僧侣文学过渡的时期。9世纪下半叶，奥特弗里德用脚韵写成《基督》（870），从此脚韵诗取代了头韵诗。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部作品中再也看不到任何“异教”精神。到10世纪初，奥托一世即位，僧侣们全部改用拉丁文写作，古日耳曼人的“异教文学”传统完全中断。

经过100多年的间断之后，随着古日耳曼语进入中古时期，到11世纪中叶又有了新的发展。一方面，由于法国克吕尼宗教改革运动的传入，产生了以否定生活、诅咒人世、崇尚苦行和追求死后升天为内容的宗教文学；另一方面，由于骑士阶级逐渐兴起，产生了世俗文学。骑士们反对宗教的苦行主义，要求享受现世生活的欢乐，于是创立了与宗教文学相对抗的骑士文学。宫廷史诗是骑士文学的主要形式，后来逐渐演变成近代的长篇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在德国首先发端于亨利希·封·费尔德克。而真正产生影响的是哈特曼·封·奥埃的《埃雷克》（1180～1185）和《伊万因》（约1200）。他的《可怜的亨利希》（1195）和沃尔夫拉姆·封·埃申巴赫的《帕尔齐法尔》（1200～1210）与戈特夫里德·封·斯特拉斯堡的《特利斯当和伊瑟》（1200），标志着此类文学的全盛期。这些作品大多取材于外国古代传说，例如不列颠的亚瑟王和圣杯的传说，故事情节也大体雷同。一个理想的骑士，往往是经过冒险和取得爱情之后获得荣誉。骑士爱情诗是骑士文学的另一种重要形式，它专门表现骑士对“女郡主”的“高贵”品质的赞颂以博得她的欢心，并没有什么真实的感情。瓦尔特·封·德尔·福格威德最初也写这种诗，后来他抛弃了那些千篇一律的陈词滥调，歌颂生活的欢乐和真正的爱情。此外，他还写了许多政治诗和教育诗。他是骑士文学中最杰出的诗人。在宫廷史诗盛行的同时，还产生了一种被称为“民间史诗”的大型叙事体作品。它取材于古日耳曼人的传说，最著名的是《尼伯龙根之歌》（约1198～1204）和《谷德伦》（1210～1220）。《尼伯龙根之歌》现在保存下来的手抄本有32种，其中完整的有10种。同宫廷史诗一样，这类作品也歌颂骑士的美德、荣誉、忠诚、节制和爱情。13世纪下半叶骑士文学日趋衰微，代之而起的是反映城市兴起的市民文学。

由于经济发展滞后，文艺复兴在德国兴起较晚，声势也较弱，直到15世纪下半叶，人文主义才开始在德国传播，到16世纪初形成高潮。J.罗伊希林和U.von胡滕是德国文艺复兴运动的主要代表，后者用拉丁文写的《蒙昧者书简》（1515～1517）是运动的重要文献。人文主义思想传播的直接结果是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马丁·路德和T.闵采尔作为这两个运动的代表人物，也为德国的文化发展做出了贡献。路德一扫上层知识分子用拉丁文写作的积习，用通俗的德语翻译《圣经》（1522～1534），为现代德语奠定了基础。闵采尔撰写的革命檄文是德国最早的革命宣传文学。德国的文艺复兴运动虽未像西方邻国那样产生伟大的文学巨人，但市民们创造了适合于表现他们自己要求的文学形式，工匠歌曲就是其中之一。宗教改革前夕，他们就以传单、歌曲、笑话和狂欢节戏剧等形式来对付敌人，维护自己。S.布兰特的《愚人船》（1494）是当时比较著名的作品。早期市民文学主要是讽刺文学。农民战争失败以后，市民阶级不敢再公开讽刺当权者，小贵族、小僧侣和农民就成了他们讽刺的主要对象。鞋匠出身的H.萨克斯是16世纪德国市民文学的主要代表。他多才又多产，写过工匠歌曲、诗歌、笑话和戏剧，最主要的贡献是完善和发展了狂欢节戏剧。菲舍尔特的作品战斗性最强，他曾讽刺过教皇和罗马教廷。民间故事书在16世纪市民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它的前身是民间笑话。笑话故事松散，而民间故事书则是围绕一个人或一件事来安排故事情节，初步具有了小说的结构。《梯尔·欧伦施皮格尔》《希尔德市民故事集》《约翰·浮士德博士的一生》是最著名的故事书，尤其是《约翰·浮士德博士的一生》，不仅在当时深为人们所喜爱，后来也一直在民间流传，而且它还是后世许多作家取材的一个源泉。

三十年战争的浩劫，使德国经济凋敝，国家分裂，领主专制进一步巩固，反宗教改革情绪蔓延开来。但这时期科学技术特别是天文学以及哲学的发展有了明显的成就。这种复杂的形势导致了市民文学向特殊的方向即“巴罗克”方向转变。巴罗克文学崇尚感官生活，爱好梦境题材，追求奇诡的艺术风格，形成一股很大的审美风尚，成为整个17世纪直至18世纪上半叶的文学主潮。尽管其中不乏内容奢靡的宫廷文学，但还是产生了不少杰出的作家。如M.奥皮茨对于德国诗歌形式的革新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德意志诗学》（1624）是德国文学中第一部有影响的文艺理论著作。他还积极支持诗人和学者为纯洁德语而建立的“语言学会”的活动。P.弗莱明、F.von洛高和A.格吕菲乌斯的诗歌标志着以“巴罗克”为特征的市民文学的新发展，特别是格吕菲乌斯的十四行诗和颂歌是这一发展的顶峰。小说家H.J.C.von格里美豪森、莫舍罗施和贝尔的作品，跟当时流行的宫廷小说不同，受西班牙流浪汉小说的启发，大多取材于笑话和民间故事书。格里美豪森的《痴儿历险记》（一译《痴儿西木传》，1669）是17世纪德国巴罗克文学中最有价值的作品。它发展了12～13世纪宫廷史诗以一个人为中心的写作手法，开日后所谓“发展小说”的先河，甚至被认为是欧洲巴罗克文学的代表作。巴罗克文学在德国文学史上留下了重要的篇章，它对20世纪以来的现代主义特别是表现主义文学具有深远影响。在戏剧创作方面，重要的作家有格吕菲乌斯和韦泽。

自17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市民阶级自我意识的觉醒，市民文学获得更健康的发展，到18世纪中叶终于取代了封建宫廷文学的统治地位，从而为启蒙运动文学的兴起准备了条件。德国的启蒙运动是在先进的英国和法国的影响下兴起的，由于德国政治经济落后，运动只限于意识形态领域，企图通过创立民族文学达到民族和国家的统一。其早期代表是J.C.戈特舍德。他主张以法国古典主义戏剧及其理论为典范来创立民族戏剧。这种戏剧必须严格遵守“三一律”以及其他规则，并赋予道德原则。戈特舍德的主张在当时具有某种积极意义，到了18世纪40年代，首先是瑞士人J.J.博德默和J.J.布莱丁格向他提出挑战，继而他的学生即“不来梅杂志同人们”也加入了挑战者行列。他们反对学习法国，主张学习英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至18世纪中后期趋向成熟，其标志是德国启蒙运动主将G.E.莱辛的出现。他猛烈抨击戈特舍德唯法国古典主义是尚的主张，也不赞成以英国为方向，而以创立自己本土的民族文学为宗旨，并以坚实的理论著作《拉奥孔或论画与诗的界限》（1766）、《汉堡剧评》（1767～1769）等阐明自己的见解，又以多部戏剧创作如《明娜·封·巴尔赫姆》（1767）、《爱米丽雅·迦洛蒂》（1772）和《智者纳旦》（1779）等为德国民族文学做出范例。这些理论著作和戏剧作品不仅成为德国启蒙运动文学的奠基之作，而且也为欧洲的启蒙运动及其倡导的现实主义文学与美学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启蒙运动在诗歌方面的成就主要在早期，最杰出的代表是F.G.克洛卜施托克，他的诗歌感情真挚，富于激情，形象生动，韵调优美，对“狂飙突进”诗人有很大影响。C.M.维兰德是启蒙运动时期的小说家，其代表作《阿迦通的故事》（1766～1767）是德国最初的教育小说，并且第一次提出了“和谐的人”的理想。

18世纪70年代，一批市民出身的青年作家发动了“文学革命”，史称“狂飙突进”运动。这是启蒙运动的继续和发展，最初是哈曼对早期启蒙主义者片面强调理性提出了异议，强调感情的力量。哈曼的思想影响了J.G.von赫尔德，而赫尔德又使之发展成为自己的思想体系。青年J.W.von歌德接受了赫尔德的思想，融入他的文学创作和理论著作中，进而影响了几乎所有的狂飙突进作家。如果说歌德是狂飙突进运动的旗手，那么赫尔德堪称是这个运动的精神领袖。歌德与赫尔德于1770年在斯特拉斯堡相见，标志着狂飙突进运动的开始。1773年歌德发表的剧作《铁手骑士葛兹·封·贝利欣根》是狂飙突进的第一部代表作。1774年出版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使歌德成为德国文学中第一部产生世界影响的作品。这期间歌德发表的诗歌如《普罗米修斯》《戛尼梅特》等可谓“狂飙突进”的最强音。在歌德的影响下，他的朋友F.M.von克林格（“狂飙突进”即来自他的一出戏的题目）、R.瓦格纳、J.M.R.伦茨等在戏剧创作方面崭露头角，生活在暴君卡尔·欧根公爵统治下的C.F.D.舒巴特、J.C.F.von席勒等人也在德国的南方向封建制度宣战。席勒的剧作《强盗》（1781）、《阴谋与爱情》（1784）等“洋溢着对整个德国社会的挑战和叛逆精神”（恩格斯）。1770年，博伊在格丁根创办《格丁根文艺年鉴》杂志，吸引了一批青年作家，其中重要的有J.H.福斯、L.H.C.赫尔蒂、G.A.毕尔格、格京、米勒等。“狂飙突进”又称“天才时代”，它已经不是一般地提倡美德，而是要求人的才能能得到自由的、充分的发展。作家们不再抽象地反对不道德，而是反对一切束缚和妨碍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环境和道德观念。在美学思想方面，狂飙突进作家不再认为道德教育是艺术的目的，而要求艺术作品反映生活真实，特别是作家本身的真实感情。认为艺术作品应像民间文学那样自然、朴实，反映普通人民的要求。他们大力推崇W.莎士比亚，十分注重民间文学。在这时期，产生了一批德国文学中最优美的诗篇。

18世纪90年代，当法国人的启蒙运动追求正进入政治革命阶段的时候，德国人的智慧则向文学的高峰攀登。他们以古希腊文学和文化中的民主、人道主义精神和美学思想为榜样，通过自己的创作，探讨诸如感情与理智、理想与现实、个人与集体、人与自然、主观与客观等问题怎样才能达到和谐统一，从而为德国的民族文学注入深厚的人文内涵，并为其奠定更坚实的基础。这一历史任务是由两位在“狂飙突进”运动中有过默契的巨人——歌德和席勒自觉肩负起来的。由于后者的早逝，他们在魏玛的合作只持续了10年（1795～1805）。这10年，文学史上称之为“古典文学”时期（这里的“古典”不能简单地释为“经典”，更不能解作“古典主义”，而必须将它与古希腊文学联系起来理解）。时间虽短，但德国文学的这一对“双子星座”完成了奠定德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占重要地位的光辉作品。如席勒的剧本《华伦斯坦》（1800）、《奥尔良的姑娘》（1801）、《威廉·退尔》（1804），美学著作《论素朴的与感伤的诗》（1796）；歌德的小说《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1795～1796），长篇叙事诗《赫尔曼与窦绿苔》（1797），诗剧《浮士德》（第1部，1808）。此外，他们还写了大量诗歌，特别是叙事谣曲。席勒去世以后，歌德在生命的最后20余年又写了包括《浮士德》（第2部）在内的一批光辉巨著。它们不仅是德国文学史上的顶峰，也是世界文学的一个高峰。

兴起于18世纪末至19世纪前30年的浪漫主义运动，是一股与古典主义相对立的欧洲文艺思潮。但德国浪漫主义有其特殊性，它是对现实不满的产物，分早期的耶拿浪漫派及后期的海德堡浪漫派。前者以1798年施莱格尔兄弟在耶拿创办的杂志《雅典娜神殿》（1798～1800）而得名，这一派别其他成员还有J.L.蒂克和诺瓦利斯等。耶拿浪漫派以理论建树著称，它反对文艺仅模仿现实，主张文艺应从主观和自我出发，应写对无限的渴求；反对传统形式的束缚，提倡写幻想和梦境，主张打破文艺样式的界限。以F.von施莱格尔为代表的文艺理论不仅决定了当时的创作倾向，且一直影响到20世纪的现代主义文学。此后现代派的许多文艺主张可追溯到德国的浪漫主义文艺理论。这一派别创作了许多童话和宗教传奇。1805年后又有一批作家聚集海德堡，并创办《隐士报》，形成了海德堡浪漫派。中心人物有L.A.von阿尔尼姆和C.布伦塔诺，两人合编的民歌集《男童的神奇号角》（1806～1808）影响极大。接近此派的格林兄弟整理了《儿童和家庭童话》（1812～1822），闻名世界。格林兄弟还是日耳曼语言学的奠基人。此外格勒斯编辑出版了《德国民间故事书》（1807）。海德堡浪漫派在整理民间文学、发掘文化遗产等方面功劳卓著。创作则以诗人兼小说家J.von艾兴多尔夫为代表。德国浪漫派在哲学上受J.G.费希特、F.W.J.von谢林等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它在反对资本主义功利社会的同时带有怀古倾向，在表达反对异族占领的爱国感情的同时带有维护封建秩序的倾向。之后还有以地区来划分的南方的施瓦本浪漫派，其代表作家有诗人L.乌兰德、童话作家W.豪夫；北方的柏林浪漫派，其代表人物有E.T.A.霍夫曼、H.von克莱斯特、A.von沙米索等。霍夫曼的创作以小说为主，形式上常把现实世界和鬼怪、梦幻世界结合起来，以对比现实中的丑和理想中的美，他的象征和梦幻手法一直影响到后世的现实主义（如H.de巴尔扎克）和现代主义（如F.卡夫卡）。他的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公猫穆尔的生活观》（1819、1921）及短篇小说集《谢拉皮翁兄弟》（1819、1821）。克莱斯特的《破瓮记》（1808）、中篇小说《米夏埃尔·科尔哈斯》（1810）以及逸事作品都是有国际影响的佳作。

1813年拿破仑在俄国败北，随之在德国掀起了反对拿破仑占领的解放战争，形成了所谓的“解放战争文学”。不少浪漫派作家（如艾兴多尔夫、阿尔尼姆等）就是这一文学的重要代表。在“解放战争文学”的作品中，爱国主义和沙文主义，反对外来侵略和反对社会进步常常是混杂在一起的。真正的爱国诗人是E.M.阿恩特、K.T.克尔纳、M.von申肯多尔夫等，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具有民主主义思想。

德国文学在1830年左右步入新的发展阶段，这个转折的直接原因是法国的七月革命。在七月革命影响下，资产阶级反对派空前积极，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尤为活跃。他们把文学创作直接用于政治鼓动。L.伯尔纳是当时最为激进、声望最高的一位作家。除了伯尔纳，19世纪30年代初还出现一个名为“青年德意志”的松散的进步作家团体。“青年德意志”作家努力创造一种具有鼓动力的社会批判文学，文学史上称这种文学为“倾向文学”。它一扫当时流行的脱离现实、格调低靡的“比德马耶尔文学”。K.古茨科、H.劳伯、T.蒙特等是“青年德意志”的重要作家。不过，不论是他们，还是伯尔纳，在创作方面都无多大成就。30年代有贡献的作家是在“青年德意志”之外的K.L.伊默尔曼、A.von德罗斯特-许尔斯霍夫和E.F.默里克。40年代，革命进入高潮，德国成为欧洲革命的中心，涌现出大批革命诗人，其中著名的有F.弗赖利格拉特、G.黑尔韦格和G.韦尔特。而在1848年革命失败以后，他们大多消极妥协，只有无产阶级诗人韦尔特在这个时期始终如一地坚持革命立场，真正代表了时代精神的作家是革命民主主义者G.毕希纳和H.海涅。毕希纳逝世时年仅23岁，他不仅是作家，也是思想家、革命家和艺术革新家，他的剧作《沃伊采克》开20世纪的表现主义戏剧先河，影响深远。海涅的思想已超出了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水平，他既反对浪漫派维护旧制度的消极观点，也反对以伯尔纳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褊狭的庸俗观点。在创作方面，他吸收了浪漫派文学的成就，早期的诗具有浓郁的抒情性，后期的诗则表现了杰出的讽刺才能，在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结合上达到高度的完美。他代表了继歌德之后德国进步文学的又一个新阶段。　　

1848年革命失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受到严重挫折。这个时期的文学转入低潮，回避重大现实问题、热衷于描写身边琐事和田园风光等倾向盛极一时。与这种倾向相适应，本来并无多大影响的A.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一下子热了起来，许多作家不同程度地受其影响，出现了艺术上颇有才能的戏剧家F.黑贝尔的悲观宿命的戏剧和T.施托姆的感伤小说，甚至有少数作家政治上成为普鲁士的卫道士或沙文主义者。到19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工人运动的高涨，社会批判文学才有了较大的发展。T.冯塔纳的出现就是这一发展的具体表现。这位作家在短期内完成了许多部长篇小说。他的小说有较为广阔的社会背景，人物形象生动典型。长篇小说《埃菲·布利斯特》（1895）表明了德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已臻于成熟。

这一时期工人运动的高涨不仅促进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成熟，还促进了以反映工人贫困为主旨的自然主义文学运动的诞生。1885年作家J.康拉德在慕尼黑创办的杂志《社会——关于文学、艺术和公众生活的现实主义周刊》，1887年贝尔格与哈尔特兄弟在柏林创办的《突破》杂志是德国自然主义文学创作的两个活动中心。德国早期自然主义作家有A.霍尔茨、J.施拉夫等。德国自然主义文学的最大代表则是戏剧家G.豪普特曼，其作品《日出之前》（1889）是整个德国自然主义运动的代表剧作。但其此后的作品如《织工》（1892）、《獭皮》（1893）则可划入现实主义戏剧之列。19世纪90年代后，与欧洲正在兴起的文艺思潮相呼应，自然主义渐渐在文坛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形形色色的文学新流派：印象主义、新浪漫主义、新古典主义、唯美主义等。到20世纪初，又出现了与自然主义、印象主义创作方法完全相反的象征主义。象征主义在哲学上受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影响，并接受了伯格森的直觉主义哲学观点。S.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对其创作影响甚大。象征主义还反对文学的功利性，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其代表作家在德国有诗人S.格奥尔格、小说家R.胡赫，在奥地利则有R.M.里尔克和H.von霍夫曼斯塔尔等。这些流派都在一定程度上对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它们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世纪之交的德国社会现象和社会矛盾，即使唯美主义也曲折地反映了对社会中丑的厌恶。20世纪初，与现代各流派平行发展的还有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并且达到了高潮，这也是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浪潮的最后一个高潮，其主要代表作品首推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一个家庭的没落》（1901）。小说通过一个大商人家族三代人的兴衰，展现了德国由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过程中的真实画面。亨利希·曼的《臣仆》则以讽刺笔法生动地刻画了普鲁士专制主义行政机构中普遍存在的对上奴才、对下暴君的官僚特征。曼氏兄弟的这两部作品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其他同类作家还有H.黑塞、L.福伊希特万格、A.茨韦格、E.米萨姆、C.楚克迈耶、E.凯斯特纳、E.M.雷马克等，他们的创作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叶。

活跃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1910～1924）的表现主义是唯一产生于德国本土的现代文艺流派，它强调通过表现自我来表现世界和通过塑造“新人”来改造世界。表现主义反对文艺模仿客观现实，提倡文艺表现主观现实，写人的内在的我；主张不仅要和旧的社会传统决裂，还要和旧的文艺传统（技巧、手法等）决裂。哲学和美学上受F.W.尼采和弗洛伊德影响颇深。后来表现主义者在政治上发生分化，多数倾向进步，同情革命，有相当一部分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成为左翼革命文学的基本队伍。德国表现主义在诗歌方面成就较早，在戏剧方面成就较大。诗歌方面的代表有G.贝恩、E.拉斯克-许勒、早年的J.R.贝希尔等；戏剧方面的代表有F.魏德金德、E.托勒尔、G.凯瑟、W.哈森克勒弗尔等；小说方面的代表作家当数A.德布林和奥地利的卡夫卡。表现主义戏剧最先突破传统戏剧的模式，开创了现代戏剧的新样式，对20世纪现代文学产生深远影响。1933年A.希特勒执政后，德国大批作家流亡国外。流亡苏联的有贝希尔、F.沃尔夫、E.魏纳特、W.布雷德尔等；流亡美国的有曼氏兄弟、L.福希特万格、B.布莱希特等；流亡墨西哥的有A.西格斯。这些作家在流亡时期均创作了他们的优秀代表作。流亡作家以民主主义或社会主义立场所写的作品构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的“流亡文学”，其中著名的作品有西格斯的长篇小说《第七个十字架》（1942），布莱希特最优秀的叙述体戏剧《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1939）和《高加索灰阑记》（1944、1945），托马斯·曼的长篇小说四部曲《约瑟和他的兄弟们》（1933～1943），亨利希·曼的长篇小说《亨利四世》（1935～1938）等。这些名作使流亡时期成为德国文学的丰收时期。

这个时期德国文学的一个重要成就，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壮大和发展。早在19世纪40年代，无产阶级文学已经萌发，并产生了韦尔特这样的诗人。到了19世纪后期，它获得进一步发展，出现了J.奥多尔夫、M.考茨基以及R.施韦策等一批作家，但他们在艺术上的成就还不足以与资产阶级作家相抗衡。20世纪20年代以后，情形则大不相同。第一，作家数目众多，1928年成立的“德国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联盟”到1932年拥有500名会员，全国有23个地方组织。第二，作家队伍中拥有一批优秀作家，如贝希尔、西格斯、魏纳特、E.E.基施、F.沃尔夫、L.雷恩、布雷德尔、H.马尔希维查、沙勒、格伦贝格以及布莱希特等。他们的作品不仅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在艺术上也是成功的。像F.沃尔夫的戏剧，魏纳特的政治讽刺诗，布雷德尔的小说和基施的报告文学，都有相当水平；而贝希尔的诗歌和西格斯的小说可以当之无愧地列入世界名著之列，布莱希特的剧作和他独创的“叙事剧”理论使他成为公认的20世纪世界最有影响的戏剧家之一。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被分成了东部占领区和西部占领区。这之后的战后年代，人们对文学期待的所谓“零点”，即在反法西斯、反战和追问责任中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实际却并不存在。各占领区文学既与先前文学有着这样那样的关系，又在各自适应着各占领区的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在西部占领区，所谓“内心流亡”作家被接受，流亡作家受冷落；废墟文学作家、W.博尔歇特、W.施努雷、H.伯尔等人的“短篇故事”，还有松散文学团体“四七社”的成立又在带来改变。在东部占领区，贝希尔、西格斯、布莱希特等人为代表的流亡归来者完全主导着文化生活，坚持艺术的无产阶级革命方向和坚持艺术的表现阶级斗争政治功能是作家们共同的写作观念。在分裂的德国土地上1949年先后成立起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它们的文学也在走向不同的发展。

这一时期联邦德国的文学创作连接“现代”思潮，开辟新的语言，体现“批评、审视、反叛”的文学精神，本着“不顺从主义”立场，以时代、社会批判题材为主。A.安德施、W.克彭、伯尔、G.格拉斯、M.瓦尔泽、A.施密特、S.伦茨、U.约翰逊等人的成名作具有西德文学领先水平。格拉斯《铁皮鼓》（1959）、伯尔《九点半钟打台球》（1959）和约翰逊《对雅各布的种种揣测》是影响力较大的长篇小说。P.策兰、I.巴赫曼的“封闭诗”表达着对世界的疑虑。W.希尔特斯海默的“荒诞剧”表现着人生苦闷和希望无法实现。M.弗里施和F.迪伦马特剧作在舞台上大放“寓意”和“怪诞”的异彩。G.艾希的作品在“广播剧”这个新体裁中特别突出。

其构建过程走的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建设文学”这个时代选择之路。统一社会党确立的建设东德社会主义社会的大政方针，实际也为文学决定了“写什么”和“怎么写”。O.戈切的农村题材小说《深深的犁沟》（1949）以其新生要取代陈旧，先进要改变落后的思想内涵带动和影响了许多作家，F.沃尔夫、E.施特里马特、E.克劳迪乌斯、H.马希维察、R.哈施泰特、H.米勒、P.哈克斯等人实绩骄人，对反映民主德国国家形象和经济建设新人新事的“建设文学”起着示范和推动作用。西格斯的《决定》（1960）具有代表性地体现了文学与时代精神的关系。

随着西德社会“议院外反对派”和大学生运动浪潮的风起云涌，文学也在“政治化”。格拉斯、伯尔、瓦尔泽等人的叙事作品创造了反思历史、批评社会和指陈政治所需要的形象。伯尔的《小丑之见》（1963）获得了极大社会反响，可谓就是一个历史、社会、家庭、政治和宗教病象揭示的构造。P.魏斯、R.霍赫胡特和H.基普哈特的“文献剧”，M.施佩尔和F.X.克罗茨等人的“大众剧”，E.弗里德等的“政治诗”，创作工人文学的“六一社”，E.龙格和H.G.瓦尔拉夫等人的纪实文学、报告文学，也都给西德社会带来了一系列的冲击和震撼。

于政府的文化政策所倡导的“比特费尔德道路”中发展，作家们较长时间地到工矿农村基层蹲点，同时产业工人也被发动和组织起来参加文学艺术创作。F.费曼、H.康德、B.莱曼、C.沃尔夫、R.孔策等民主德国新一代作家从现场视角和以亲身体验书写的反映生活的作品，被称为“抵达文学”，在讴歌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成就方面有着颇多的新实践。C.沃尔夫的《分裂的天空》（1963）和《回忆克里斯塔·T》（1968），写出了对民主德国的衷爱情愫和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实现人的自我的思考，也展现了民主德国小说创作艺术探索上的多样化。

可用“新主体性”这样一个关键词来做相对系统的梳理。“新主体性”文学，即人的主体意识、自我内心和个体感知在这里获得了新的空间。N.博恩、P.汉特克、W.肯波夫斯基、E.卡内蒂等人作品叙述激情之后人的精神困惑和精神守望，魏斯三卷本长篇《抵抗的美学》（1975、1978、1981）追述抹不掉的记忆，J.贝克尔、R.D.布林克曼、R.拉斯普等人的诗作在日常生活中发现“诗”和“真”，都是“新主体性”文学的重要现象。V.斯苔芬、E.耶利内克、G.沃曼、K.斯特鲁克、C.莱尼希等人的作品为代表的“女性文学”，与“新主体性”潮流也有交互共生的关系。

文化政治的进一步宽松使之显示出作家们的更多观察、思考以及才能和才华。C.沃尔夫的《童年典范》（1976）突破写作定势在“怎么写”上做得精彩。60年代后登上文坛的第三代作家如V.布劳恩、E.诺伊奇等寻求艺术功能的多元化，语言技巧十分宽广的同时也将民德社会生活矛盾纳入到了题材领域。在东德、西德青年人中都激起了共鸣的有U.普兰茨道夫的《青年Ｗ某的新烦恼》（1972）。

在多元共生创作景观中比较突出的特点是，存在着“后现代”的潜在意识或强烈要求。戏剧有B.施特劳斯的剧作，小说有P.聚斯金德的《香水》（1985）、格拉斯的《母鼠》（1986）和C.岚斯麦耶尔的《最后的世界》（1988），诗歌有布林克曼的《词语影片》（1982）等，从形式到内容，从意识到情绪，从思想到心态，从感受到体验，从“结构”到“符号”，从境界到“语言”，各有其可以圈点为“后现代”之处。

在反映当代人的生存困境与焦虑，反映当代人被喧嚣、嘈杂、变幻、不可理喻的生活推来挤去的内心惶惑、惊恐情绪和分裂意识方面，与西德文学在接近和趋同。C.沃尔夫的《卡桑德拉》（1983）警告战争危险，其意蕴完全溢出了古希腊神话题材。一些作家移居西德，虽然东、西两德仍营垒分明。

1989年，两德实现了统一，民主德国文学从此不再存在。国家统一后，格拉斯（1999）、耶利内克（2004）、H.米勒（2009）和P.汉特克（2019）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耶利内克和汉特克虽然并不生活在德国，但作品常常是在德国发表，因而也可被视为是当代德国文学一个元素。德国统一后的文学，自有新潮涌现和新人辈出，不过还并未产生出像伯尔、格拉斯那样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