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人类学注重通过田野阐释探求意义的学术理念促进了主要建立在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之上的寻求社会和文化发展规律的现代人类学的转型，对当代人类学及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格尔茨于1956年在哈佛大学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先后在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芝加哥大学等高校任教，1970年他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创立了社会科学室，并担任教授直到退休。格尔茨曾多次前往印度尼西亚和摩洛哥开展田野工作，以此为基础写作了大量作品，比如《爪哇的宗教》（1960）、《农业内卷：印尼的生态变化过程》（1963）、《文化的解释》（1973）、《尼加拉：19世纪的巴厘剧场国家》（1980）、《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1983）、《作品与生活：作为作家的人类学家》（1988）等，这些作品展示了他的人类学研究历程和理念，而对阐释人类学最集中的理论探讨集中在《文化的解释》一书中。

文化是人类学最核心的概念，人类学的发展促进了学者对文化这一概念的理解，同时对文化的不同理解也会促使学者开展不同的研究。格尔茨《文化的解释》开篇，展开了对E.B.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和C.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nn）所持的文化概念的尖锐批判，之后提出了与他们（也是与之前的人类学主流认识）截然不同的文化概念和相应的人类学的使命。格尔茨认为文化本质上是一个符号学的概念。他受M.韦伯“人是悬在由他自己所编制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的观点的影响，认为文化就是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因此，人类学的研究“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

在格尔茨的文化阐释理论中，深描（thick description）是一个关键性的概念。所谓深描就是研究者深入被研究者社会的内部，对被研究者的文化进行多层次的深度观察和描述。这种描述并非简单的记述，而是对被研究者对自己文化行为的阐释的阐释。通过阐释一方面建立被研究者的社会行为和意义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将原本可能只有被研究者理解的地方性话语翻译为学术界通用的学术话语。也就是说，人类学家通过对地方文化的研究写作民族志的过程是一种阐释，格尔茨认为这种阐释还不是第一等阐释，因为只有被研究者才能做出第一等的阐释，这与之前的科学人类学所坚持的民族志是对地方文化的客观呈现的理解和追求非常不同，引起了人类学界的系列论争，由此开启了反思人类学的大门。

在格尔茨看来，举凡科学、艺术、宗教、意识形态、法律、道德、常识均是不同层次的符号，人的所有类似的社会行为构成了一个象征体系，这是人类学家面对的田野“文本”，而人类学研究就是对这些文本的阐释。格尔茨所打破的以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为代表的科学人类学所秉持的人类文化客观主义说，以及将人类的社会行为看作是由不同层次的符号构成的象征体系的看法为艺术研究重新进入人类学的研究视野，并成为当代人类学和文化研究知识创新的重要领域做了思想上的准备。20世纪晚期世界艺术人类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格尔茨所开创的阐释人类学思潮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