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书于唐贞观十年（636）魏徵等所撰《隋书·音乐志》，其中在讲到西凉、龟兹、疏勒、安国时往往将解曲与歌曲、舞曲并列：“西凉……其歌曲有《永世乐》，解曲有《万世丰》，舞曲有《于阗佛曲》……龟兹……其歌曲有《善善摩尼》，解曲有《婆伽儿》，舞曲有《小天》，又有《疏勒盐》……疏勒歌曲有《亢利死让乐》，舞曲有《远服》，解曲有《盐曲》……安国歌曲有《附萨单时》，舞曲有《末奚》，解曲有《居和祗》。”

北宋陈旸《乐书》（成书于1103年）卷164载：“凡乐，以声徐者为本声，疾者为解。自古奏乐，曲终更无他变。隋炀帝以《法曲》雅淡，每曲终多有解曲，如元亨以来乐解《大风移都师解》之类是也。”北宋欧阳修（1007～1072）等主编的《新唐书·礼乐志》载：“初，隋有法曲，其音清而近雅……其声金、石、丝、竹以次作。隋炀帝厌其声澹，曲终复加解音。”陈旸、欧阳修所言则是将《法曲》曲终后复加的音乐称为“解曲”或“解音”。

“解”则见于以下诸文献：成书于北宋太平兴国八年（983）的《太平御览》卷568载：“凡乐，以声徐者为本声，声疾者为解。”《乐府诗集·相和歌辞·小序》：“凡诸调歌词，并以一章为一解。王僧虔启云：古曰章，今曰解；解有多少。当时先诗而后声；诗叙事，声成文；必使志尽于诗，音尽于曲。是以作诗有丰约，制解有多少；犹《诗、君子阳阳》两解，《南山有台》五解之类也。”

又，唐代南卓所撰的《羯鼓录》，则记载了有关器乐曲《耶婆色鸡》的“解曲”的用法，文中引述李琬在长安时曾在月夜，寻羯鼓声至一小宅，叩门而入，对鼓工说，你所击的《耶婆色鸡》虽达到精能地步但为何无尾？工曰：“‘今但按旧谱数本寻之，竟无结尾声，故夜夜求之。’琬曰：‘曲下意尽乎？’工曰：‘尽。’琬曰：‘意尽即曲尽，又何索尾焉？’工曰：‘奈声不尽何！’琬曰：‘可言矣！夫曲有不尽者，须以他曲解之，可尽其声也。夫《耶婆色鸡》，当用《㭾柘急遍》解之。’工如所教，果相协，声意皆尽。”即鼓工遍寻旧谱“索尾”，均不得，始终不能使是曲尽美。李琬也在赞美其羯鼓曲《耶婆色鸡》演奏之精妙的同时，又指出其曲无尾，以致使“声”未能尽也，必须用“他曲”“解”之。《耶婆色鸡》则应用《㭾柘急遍》作“解”。这里说的是，以一相对独立的器乐曲为器乐曲的正曲作“解”，是谓“解曲”；同时还可知道，尽管“解曲”具有一定规模而又相对独立，也必须与正曲相吻合，方可作“解”，以求乐曲逻辑的统一及乐曲的完整性——“相协”以及“声、意”尽美。

由此约略可知，“解”的音乐起码有如下几个特点：是器乐而非声乐；与“声徐者”的“本声”相对，速度是快速的（“声疾者”）；音乐情调不是“声澹”“音清而近雅”的；往往处于乐曲的结尾，成为歌曲或乐曲结尾的扩充部分；“解”有多有少，可用一解、四解，亦可达数十解（如李延年所作的《新声二十八解》）；在《大曲》中，在每次歌唱后均有一解（“先诗而后声”），或以器乐解器乐（如《耶婆色鸡》用《㭾柘急遍》作“解”）；有些曲调，可用作其他乐曲的结尾（如《柘急遍》《柘枝》所用的《浑脱解》《甘州》所用的《急了解》）；以“解”使乐曲达到“音尽于曲”的审美理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