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本源的名号可追溯至板桥林家第二代家主林平侯的五房子孙的“饮水本思源”五记，因其中三房国华、五房国芳较盛，林本源便成为板桥林家的家号，其花园便被称为林本源邸园。花园坐落于原林家五落大厝的东北方，三落大厝旁。

根据许雪姬与刘淑芬的研究，林本源邸园模仿了盛康的留园以及吴园的飞来峰、潜园的怪石、北郭园的陌田观稼。其设计除受上述园林影响，还主要与林维源、拜访的文士们、风水师和负责工匠相关。吕世宜与谢琯樵被认为不是邸园的设计者，而负责的建筑工匠很有可能是设计者，只是从相关资料中难以找到直接证据证明工匠为谁。

林家建造这座园子至少有3个意义：夸示富有；作为家人尤其是女眷的游憩空间；以花园缔造出社交空间，让客人欣赏园林之美，达到交谊的目的。

林本源邸园的兴建，同五落大厝一样，是因1888年林维源捐官，为了配合他身份所建。林维源是过房至五房的长子，且是三房次子，他是台湾地区近代化的幕后推手，也是使板桥林家声势如日中天的家族领导人。邸园完成于1893年，但它开始兴建的时间却众说纷纭。现存史料共有9种不同的时间说法，最早1844年，最晚1890年。园主之一林衡道认为1889年为开始兴建时间。但是，林园内回廊上有1836～1846年的题诗，以及1875～1878年的题字。因此，许雪姬与刘淑芬于《林本源邸园的几个新观点》中提出，在这些题诗、题字的时期中已陆续修建，到1888年以后才积极建造。

花园耗资50万两，前后修建将近20年，因完成后离台湾割让的1895年很近，清末时期到此一游并留下雪泥鸿爪的名宦不多。可知的是，当时林维源曾在此园中数次招待达官显要，亦常招待幕客在庭园中饮宴。

林家在乙未之后，大房、二房、三房大半回到大陆，而后三房的林彭寿、二房的林祖寿回台保住田产。因而，花园乃由林彭寿或林祖寿管理，因此日据时期早期的社交活动大半有他们出面召开。而后则是大房的林熊光出面召开。日据时期的花园，作为林家与日本政府交往时宴请日本高官、当地绅士的场所。隆重的有每年元宵节前后召开的园游会。

同一时期，有许多诗社也把林家花园作为诗会地点，记载的有瀛社、淡北吟社、萃英吟社、板桥吟社，常常以“咏板桥别墅”为主题。当时的板桥林本源园林之盛被认为冠压北台，藤岛亥治郎（Gaijiro Fujishima，1899-05-01～2002-07-15）认为林本源邸的住宅与庭院是台湾高级住宅的代表，虽然有缺失，但仍是中国式庭院的高品位。因此，除诗社绘画等文人活动外，林本源邸园广受建筑等学术界关注与研究。

日据时期的林家花园共整修两次。1908年，为顺应西部纵贯铁道线开通而来的参观人潮，林本源在次年“修整家园”。1935年，在“台湾时政纪念博览会”前进行了整修，并作为板桥乡土馆供人参观。这段时间，林家花园虽然为私人产业，却吸引了不少日本人和当地人前往参观，令林家应接不暇，林家花园渐渐开放成为供观光的对象。

1927年起，因开放园邸后观园者众多不重公德的行为，林家开始发行免费入场券，放置林家各房及关系会社，对入观者稍作节制。然而却有人将入场券贩卖取利。后林家只好废止入场券，改收取入园观赏者3钱或5钱，并将此收入作为地方社会慈善事业。

二战后，林熊徵与林熊祥两兄弟以汉奸名义被逮捕。后虽获释，但林家重要领导人林熊徵于1946逝世。二战后，林家花园又开始扮演招待来自大陆的人士的角色。

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撤退台湾，国民党急于寻找台北办公处，要求当时任板桥镇镇长的林家二房林宗贤出借花园一个月，作为办公处之用。没想到当时国民党官员不仅在此处办公，甚至携带家眷居住，兴建违章家屋，破坏原有建筑物作为免费起火材料。一个月的借契也无限延期。

随着时间的推移，林家人无能为力，当地政府机关又不便插手，最终由155户、千余人住到五落大厝和花园内，当地政府不得不编“留侯里”以安插落户，就地管理。二战后，有关当局并不重视文化事业，即使数度有人因住户的破坏而呼吁整治林家花园，也未引起有关当局的重视。

1966年3月，林家花园墙壁因地震倒塌20米，具备了整修林家花园的充分条件。而同年10月，美国人偷挖林维让母亲郑氏坟墓案，也使公众目光关注到林家的同时，再度转移到林家花园整建问题上。1967年，当地政府研议整建林家花园，成立整建促进委员会，林家要求政府承担违建户迁出及整建经费，保有三落、五落大厝才肯捐出花园。而整建预估高达3000万元台币，因无法解决资金问题，整建计划再次搁置。

1969年，台北县（今新北市）政府第一次追加预算通过一年12万余元的规划经费，台北县文献委员出版了一本《林本源庭园建筑史料》和《台北县板桥镇林家花园整建计划书》。1970年底，林柏寿代表林家将3000多平方米的花园土地所有权捐给台北县政府，并捐出100万元，使研究工作得以展开。同时，东海大学建筑系受托加入林家花园工作，出版了《板桥林家——调查研究及修复计划》。以上3本著作成为林家花园整建工程规划的蓝本。

1966年，台北县政府公开征稿林家花园整建工程计划，永固工程公司与五洲建筑师事务所中标承办。

1975年，林柏寿八十大寿捐出1000万元作为迁出违住户的重要经费。台北县政府采取低收入户的社会福利方式处理，确保提供最大限度的救济金与国宅贷款，迁出工程直至1977年才完成。

1977年，永固公司因欲将林家花园塑造成双溪公园的混凝土模式，因被认为无法胜任而止。1978年4月，委托台湾大学土木都市计画室加以重新测量，并加之分析规划，于1979年完成设计图说。

1981年，经台湾地区住宅及都市发展局复核，审订总工程费为11419.2万元（实际动用款项15694.5万元）。3月，台北县成立板桥林本源庭院古迹整建委员会。次年5月，由唐荣铁工厂股份有限公司承包，并于11月正式开工，历时4年于1986年完成。

1987年1月，林本源邸园举行落成典礼并正式对外开放。

1997年，因白蚁侵蚀木材、建筑维护不佳损坏严重、屋顶漏水严重、彩画涂料品质不佳、花园题字匾额未复原等问题，当地政府决定再修缮林家花园，直至2001年8月才重新开园，并设有园长与相关管理规程。2006年，园中错误匾联进行了再矫正、更换，从此林家花园进入了新的里程碑。

林本源邸园原由五落大厝的百花厅，经过一道回廊进入正门。然而整建期间，林家花园原入口五落大厝，因林家以将之用地改为商业用地为前提捐出花园，被铲除新建，花园正门为整建花园时新建入口。若由原入口进入，依次有汲古书屋、方鑑斋、来青阁、香玉簃、观稼楼、月波水榭、定静堂、榕荫大池等。

汲古书屋是林家的藏书楼，据说命名典故出于仿明朝毛子晋的汲古阁，意在汲取古人智慧，作为立身处世之借鉴。书屋约21平方米，为了保护书籍，附近设有大水缸，为火灾时灭火之用。屋前后各有三开六扇门，长年开启保持对流，以保证仓储空间干燥不生霉。书屋内原藏有宋元善本古今图书数千卷，大半被林家后人携往日本，藏于定静美术馆或其他地方。

方鑑斋相传是读书之所，也常举行诗会，是板桥的小文化中心，约有100平方米，斋前凿池，池中设有戏台，右侧依壁，假山重叠，沿假山有小径可通往戏台。由方鑑斋左侧回廊可通往来青阁。

来青阁是花园中最华丽、最高的建筑，为传统闽南式的木构造建筑。登楼可远眺大屯山、观音山等，一览台北盆地四面秦山，因而取名“来青”。楼阁拥有歇山式的重檐屋顶、四面伸展的飞檐、红彩耀眼的樟楠木。在当时台湾少见如此精美的建筑，当地居民遥望以为楼阁里住得是林家大小姐，所以私下称绣楼、流妆楼。来青阁约有330平方米，二层楼阁，实为林家招待贵宾下榻之处，因此阁内装饰极尽奢华，曾有稀有舶来品大玻璃镜，乃是过去稀有的珍品。

自来青阁起，回廊分两路，一向北经香玉簃、定静堂至月波水榭；一向西跨陆桥，经观稼楼到定静堂及榕荫大池。

簃即楼阁旁边的小屋。香玉簃约24平方米，为招待客人赏花喝茶之所，周遭遍植菊花，取陶渊明“采菊东篱下”，远离俗世尘嚣之意。相较于来青阁的华美，香玉簃则更加简洁雅致。

观稼楼是花园中高度第二的二层建筑，砖石构造的西洋楼，丰富了花园建筑多元的风格。楼面朝观音山。登楼曾可远眺林家产业，检阅庄稼收成，因此称为观稼楼。在1907年倒塌，代之以小亭，因此在整建林家花园时，对是否重建观稼楼颇有意见，后来人凭过去的旧照片修成此楼。

在定静堂东面池中，入门处有“拾级”二字，榭呈双菱形相连，四周小池远绕，故名。

取自《大学》“定而后能静”，就是希望来到这里的客人，都可以平心静气地化解纷争。为花园中占地最广的建筑物，约514平方米，是林家招待宾客，开盛大宴会之处，同时也是林家与地方官员斡旋谈判的议事厅。

定静堂前的空地可以供来访的客人停轿，来人到此地后必须通过三道大门，方能进入定静堂正厅。此三道大门别有用意，低阶级的平民只开一道门，读书人开两道门，只有身份平于或高于林家的贵客才会开三道门以最高礼节接待，即所谓“开中门迎接”。

在定静堂西，池北有房林家故里漳州山水铺设的假山，峰峦叠嶂，气势嵯峨。池旁还有梅花坞、钓鱼矶、海棠池、云锦淙等各色亭台，造景功能各不相同，极尽巧思。庭院最后，接近大观书社处为后门，题曰“板桥别墅”。过去的榕荫大池可供人行舟游赏。

假山位于花园整建后的新入口处，起伏有致，模仿林家故里漳州龙溪山水而塑造。山中有蜿蜒小径。层叠上下的石阶，有供人休憩的石桌、石椅，也有隐秘浪漫的山洞，仿佛袖珍型的小山，随着路线的走高伏低，景致也跟着步移景异，是花园重要的观赏游玩景点。

这座为宴请贵客而兴建的花园，反映了林家的历史从开拓期正式转为承平期。林本源邸园的建造正好在台湾地区经济高度发展时期，是宅第发展成熟的结晶，象征了鼎盛时期的林家。

林本源邸园耗时4年，耗资1.5亿元台币整建，其具有的价值不容讳言。虽然今园已非昔园，且整修过程中有汰旧换新、不用旧料与创新等争议，但园邸仍保留着古迹的建筑精神，展示着传统建筑与园林艺术，述说着林家的兴衰和台湾地区的历史。它被定为第二级古迹，作为一座文化标示而被妥善保存，供人怀古鉴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