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其曲体结构，一般分为板式变化体、曲牌联缀（套）体和单曲（反复）体三种类型。

以上、下两句旋律基本固定的唱腔为主体，并采用板式变化的手段来演唱的唱腔结构。此类曲种都有基本唱腔，但在演唱运用中，基本的唱腔旋律不是简单机械的重复套用，而是随唱词语言声调及其内容表达的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变化，即随唱词所表达的感情情绪的不同而起伏变化。采用板式变化体的曲种，各自的板式并不相同，但一般多是由慢到快。无论是在主体旋律重复时，还是对主体旋律进行扩展或紧缩的板式变化时，旋律的骨干音、落音都基本不变。

板式变化体的曲种音乐分为三类：一类是演唱表演、擅长抒情、节目篇幅较短的“唱曲”类曲种，以板式变化丰富、旋律性较强、讲究唱腔的声情并茂见长，如京韵大鼓、梅花大鼓等。另一类是说唱相间表演的“小书”类“说书”曲种。由于穿插在说表之中的唱段较短、表达的感情情绪起伏不大，因此多以2/4拍为主，板式变化不大。如苏州弹词的唱段，常在2/4为主的节拍中加进1/4、3/4、4/4拍，节奏处理相当灵活。此外，在板式变化体的某些曲种中，还产生过一种变化的曲体。如在京韵大鼓中加进京剧的西皮、二黄曲调；梅花大鼓中加进单弦牌子曲的曲牌；苏州弹词中加进苏南民歌小曲和昆曲的曲牌，因而又派生出一种“主曲插曲体”的唱腔结构。由于插曲的选用都是从曲情需要出发，也能给人造成强烈的印象，增强了音乐表现力。还有一类就是节奏性很强而旋律性偏弱的韵诵体唱腔，即“快书”和“快板”类的念诵吟咏式音乐结构。其演唱的语言性和音乐性极为靠拢，但其基本的板点节奏，又在看似简单的重复运用中，根据唱词内容的表达需要而出现由速度到节拍的快慢、强弱、轻重、软硬等变化。事实上也是近似板式变化体的“一曲百唱”式唱叙。

根据曲情需要，以能表达多种不同感情与情绪的曲牌来联缀演唱的一类唱腔结构。有些曲种甚至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曲牌连缀程式，可以称之为曲牌联套的体式。这类唱腔结构，属于采用不同曲牌连接起来演唱同一个内容的所谓“百曲唱一”体式。多有曲头、曲尾，中间联缀若干曲牌来进行演唱。如单弦牌子曲有〔岔曲头〕〔岔曲尾〕；青海平弦有〔前岔〕〔后岔〕；湖北小曲有〔南曲头〕〔南曲尾〕；四川清音有〔月调头〕〔月调尾〕〔背工头〕〔背工尾〕〔大寄头〕〔大寄尾〕等。早期的曲牌联套体曲种中，多采用一些旋律性强、格律严整的长短句体制的曲牌，甚至有不少结构繁复的长曲牌，如大调曲子的〔劈破玉〕〔满江红〕〔码头〕，单弦牌子曲的〔黄鹂调〕〔玉娥郎〕等。这类曲牌由于旋律较为呆板，唱词格律过严，运用起来较为困难，编逐渐会被淘汰。同时，一些原属板腔的曲调，如单弦的〔金钱莲花落〕〔靠山调〕〔怯快书〕等，大调曲子的〔上流〕〔下流〕〔紧诉〕〔渭江〕等，作为一种曲调被吸收使用时，具有了板腔的特点。个别常用曲牌，随着运用的需要，也会出现基本曲调基础上的一些变体，具有某些板式变化体唱腔的特征与功能。这使曲牌联缀（套）体又有了一种所谓“主调、副调体”的唱腔结构，主调是主要的曲牌，但有板式的变化，与板腔相同，如山东琴书的主调是〔凤阳歌〕，有慢板、二板和垛子板等板式变化，副调有〔上河调〕和〔锯大缸〕等，仅是曲牌性质的曲调。

是以一个基本曲调反复演唱的唱腔结构。多半源于民歌和小曲，以演唱写景、抒情、咏叹性的短段式节目见长。在一些以曲牌联缀（套）体为主的曲种中，也保存着一些单曲（反复）体的节目。如河南大调曲子有用〔码头〕唱的《拷红》；四川盘子有用〔青杠叶〕唱的《想红军》；湖北小曲有用〔走马四平〕唱的《看铁牛》等。过去也曾有以单曲体唱腔唱叙故事性节目的情形，如以〔太平年〕演唱的《李方巧得妻》和《白宝柱借当》等。由于没有板式变化，唱腔相对单调，多已淘汰。而有些属于单曲体唱腔结构的曲种，采取在基本曲调的基础上加垛子板的方法来演唱，如天津时调的〔靠山调〕，在基本曲调的四个乐句中加进了无固定句数的“数子”，形成4/4拍与2/4拍的交互变换，既朴实流畅，又华丽优美，从而丰富了唱腔的表现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