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专门术语，“芝加哥社会学学派”是美国社会学家L.L.伯纳德（Luther Lee Bernard, 1881～1951）于1930年在介绍美国社会学流派时首次提出的，主要用以指称在R.E.帕克和E.W.伯吉斯领导下从事学术研究的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知识分子共同体。不过，作为一个广为接受的术语，芝加哥社会学学派则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才正式为社会学界认可的。作为一个具有鲜明学术传承的知识共同体，芝加哥社会学学派的起止时间至少应该涵括1915年到1935年整个20年间，这也是芝加哥社会学学派最具创造性的“黄金时代”。从学派发展完整性上考虑，可将1892年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成立作为学派的起始时间，而把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作为学派经典时期的终结，前后大约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实际上，芝加哥社会学学派的主要学术成就集中于两次世界大战间，即1914～1945年。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教师与学生在此期间开展的一系列研究工作被人们称为“芝加哥社会学学派”。时至今日，芝加哥社会学学派不仅早就超越了诞生地的空间制约，成为世界范围内社会学界共享的精神财富；而且也早就经受了时间的洗礼，成为当代社会学重要的思想渊源之一。

从发展轨迹上看，芝加哥学派在美国学界经历了“否定—肯定—再否定—再肯定”的辩证发展过程。对芝加哥学派的首次否定发生于1935年度的美国社会学协会上。在此次社会学年度会议上，以伯纳德为代表的新一代学者开始抵制芝加哥学派对美国社会学的支配性地位。为此，创建了《美国社会学评论》作为协会的官方刊物，以取代自创刊以来一直由芝加哥学派把持的《美国社会学杂志》。此次反抗拉开了批判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的大幕，在其后的十数年时间里，学者们对芝加哥学派的理论模型、研究方法等进行了多层次的解构，动摇了经典芝加哥学派的知识基础。

二战后至20世纪60年代，为对抗以T.帕森斯为代表的哈佛学派的巨型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霸权地位，芝加哥学派重新成为人们汲取知识力量的源泉。如，默顿发展出来的中层理论方法论即对芝加哥学派研究方法的高度凝练。更为重要的是，一批芝加哥学派的直接继承人在学派的社会心理学传统中提炼了一个可以与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相抗衡的理论，即符号互动论。在H.G.布鲁默、E.C.休斯（Everett Cherrington Hughes, 1897～1983）的直接推动下，在H.S.贝克尔和E.戈夫曼的共同努力下，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美国社会学界出现了“第二芝加哥学派”，中兴了经典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心理学遗产。

到了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美国社会学遭遇A.W.古尔德纳所言的“西方社会学危机”阶段，主要表现为面对流派纷呈的碎片化社会学现状，美国社会学不仅缺乏足够的能力整合不同理论，也难以为时下的各种社会问题提供有效的对策建议。由此，不少人把美国社会学这种“诸侯割据”的局面归咎于芝加哥社会学学派，如在社会学家S.P.特纳（Stephen Park Turner, 1951～ ）看来，正是20世纪20至30年代芝加哥学派开展的各种具体的、零散的研究埋下了学科碎裂的种子。

从20世纪90年代起直至21世纪初，伴随着社会学的再出发，人们对待芝加哥学派的态度再次发生了变化，不再把社会学的发展危机简单地归结为芝加哥社会学学派，相反，试图从芝加哥社会学学派遗产中汲取知识智慧以直面时代挑战。

帕克、伯吉斯等学派领袖为学派作出了3方面的贡献：①界定了具体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移民美国化、族群整合、社会病理学及城市形态学等议题。②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可操作的基础性概念与理论架构，如自然区概念、种族同化周期理论、同心圆假设等。③提供了集体性的方法论进路，如个人生活史、人类生态学、绘制地图法等。学派的博士生们围绕着各自的博士论文选题，以芝加哥城市为舞台展开了具体的经验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集中体现在由帕克和伯吉斯负责编撰、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社会学研究系列丛书”。可以说，芝加哥学派不仅是教师和学生精诚合作的产物，而且也是他们心智交流的结晶。虽然人们可以根据研究主题把芝加哥学派划分为城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城市犯罪学等，但无论是研究城市，还是研究人的行为，抑或研究社会病理现象，这些研究主题都共享着相同的价值取向、研究方法、理论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