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儿”是queer一词的音译，借鉴自中国港台地区的译法。原来是西方主流文化对同性恋者的贬义称呼，有“异常的、行为古怪的”之意，后来被性越轨者反讽式地自我命名与指涉，酷儿不在乎自我丑化。

“酷儿”这一概念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西方的男女同性恋和双性恋的政治和理论中发展起来，指的是在文化中所有非常态的表达方式。这一范畴既包括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的立场，也包括所有其他不可归类的非常态立场，尤其是在性倾向方面与主流文化和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性别规范或性规范不符、挑战常规、拒绝固化的身份政治的人。相对于20世纪70年代崛起的西方同性恋解放运动，在20世纪90年代西方出现的“酷儿”可以说是新一代的同性恋运动，但是这个运动却企图超越同性恋固定角色和身份，也企图超越旧有的性模式和性文化。 

作为西方兴起的一种新的性理论思潮，酷儿理论不是指某种特定的理论，而是多种跨学科理论的综合，它来自历史、社会学、文学等多种学科，是研究“酷儿”相关现象的一种分析性观点。 

“酷儿理论”这一概念最初见于1991年《差异》杂志的一期“女同性恋与男同性恋的性”专号，最先使用者是女权主义者T.de罗利蒂斯^[注]。

性别和性问题专家J.威克斯^[注]认为：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登上历史舞台的女权运动和同性恋运动可以被解释为对当代世界中一种主体形成形式的反叛，是对权力的挑战，是对个人定义方式、把个人定义为某种特殊身份、固定在某种社会地位上这种做法的挑战。酷儿理论是90年代在北美及世界其他地方同性恋中产生的一种新的政治力量。新一代人自称酷儿，而不称女同性恋、男同性恋或双性恋。酷儿意味着对抗——既反对同性恋的同化，也反对异性恋的压迫。酷儿包容了所有被权力边缘化的人们。

正像“gay”这一用语在20世纪60年代打破了旧式同性恋运动中那种自我辩护的姿态一样，新出现的酷儿政治打破了70～80年代同性恋政治的少数派化和整合策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的出现正当同性恋运动成功进入主流文化之时。酷儿政治通过将许多互不相通的成分结合在一起，建造出一种新文化。他们也许是接受后现代主义的当代模式的第一批活跃分子。他们运用旧有和新式的成分建造出他们自己的身份──他们从大众文化、有色人种社区、嬉皮士、反艾滋病活跃分子、反核运动、音乐电视、女权主义和早期同性恋解放运动中借用风格和策略。他们的新文化是奇妙的，敏锐的，无政府的，反叛的，反讽的。他们绝对认真，但是他们又想从中取乐。酷儿政治之所以是一个重要的现象，不仅因为它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而且因为它提醒人们，性政治这一整体在不断地发明创新，从而走向存在的不同方式。

①向异性恋和同性恋的两分结构挑战，向社会的“常态”挑战。所谓常态主要指的是异性恋制度和异性恋霸权，也包括那种仅仅把婚内的性关系和以生殖为目的的性行为当作正 常的、符合规范的性关系和性行为的观点。

②向男性和女性的两分结构挑战，向一切严格的分类挑战，它的主要批判目标是西方占统治地位的思维方法，即两分思维方法。

③向传统的同性恋文化的挑战。它不仅要颠覆异性恋的霸权，而且要颠覆以往的同性恋正统观念。酷儿理论提供了一种表达欲望的方式，它将彻底粉碎性别身份和性身份，既包括异性恋身份，也包括同性恋身份。提出一种流动和变化的观念。

酷儿理论具有重大的策略意义，它的出现造成了使所有的边缘群体能够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的态势。酷儿政治的联盟，包括双性恋者、异性者、女同性恋者和男同性恋者，以及一切拒绝占统治地位的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性体制的人。

酷儿理论出现于后现代思想盛行之时，其哲学背景是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理论。作为一种具有很强颠覆性的理论。它将会彻底改造人们思考问题的方式，使所有排他的少数群体显得狭隘，使人们获得彻底摆脱一切传统观念的武器和力量。酷儿理论因此具有强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