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是《乡村建设理论》一书的续篇,书中充满着“问题意识”。

梁漱溟提出“认识中国”是改造中国的前提，而“认识中国”就要深入分析“未曾变的老中国社会”，进而逐步理清近代社会变迁的内外部形势。老中国社会的特征，尤其表现为中国文化的个性。中国文化“独立创发”“自成体系”、绵延不绝并浸入民族生命之中，具有“伟大的同化能力”和远大的影响，尤重道德教化，甚至将政治、经济、社会的种种生活均予以伦理化。

该书包括14章，具体为：绪论、从中国人的家说起、集团生活的西方人、中国人缺乏集团生活、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以道德代宗教、理性—人类的特征、阶级对立与职业分途、中国是否一国家、治道和治世、循环于一治一乱而无革命、人类文化之早熟、文化早熟后之中国、结论。

梁漱溟认为，道德伦常使中国文化成为一个整体，其根源于细微、亲密的家庭生活。家庭孕育了相互以对方为重的伦理情谊，发达了复杂的家族制度，以深厚的情理代替了理智的计较，并且将家庭关系用比喻的方式扩大化，布达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从而使伦理超越了家庭，以至“大公”。因此，在中国文化语境下，家庭、天下观念较重，这是中国文化的优势；相应的，其劣势是个人不突出、团体生活不发达，国家的政治强力较为虚弱，在国际竞争中比较吃亏。通过对西方社会史的细致研究，指出团体生活的发达与宗教极为相关，基督教开辟出了超家族的集团生活，组建了教会；中古社会以来，封建制度下，大大小小的庄园、自治城市、商业团体等继续塑造了强有力的社会组织，团体在西洋社会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阶级对立，中国则因为独特的伦理性情，以及在经济上较早实行土地自由买卖、诸子均分继承以及保护永佃权，政治上推行郡县制、兴科举，所以形成了士农工商的职业分途。作者主张中国文化长处、短处并存，作为早熟的文明，应本乎文化的特性，开放地应对其他文明类型。

《中国文化要义》被誉为中国文化研究和西方文化比较的经典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