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于1989年，时值法国大革命200周年。布迪厄意在以此书来挑战人们的常识，即教育有助于实现社会平等。针对于此，布迪厄指出，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不仅没有实现社会平等，而且还再生产并合法化了既有的社会不平等。学校只是表面上像抽签一样公正，实际上，它肯定了学生在社会等级和文化资本上的既有差异。因为学校的选拔标准，与社会的评判标准是一致的。它肯定学生在个人修养、艺术鉴赏和读写能力上的出众，而这些则取决于他们从家庭中继承而来的文化资本的多寡。借助各种选拔活动，学校把学生分配到不同的学校和学科中，并在学校间和学科间设立等级，从而在学校场域与社会场域间建立起对应关系：名牌大学与普通大学的分别，反映了大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间、高级管理者与中等管理者间的对立；“知识型”学校与“权力型”学校的对立，则反映了知识分子与资本家间的对立。

不止于此，通过作出学业评判，学校还把学生在社会等级和文化资本上的不平等合法化了。这尤其表现在颁发证书的仪式上。颁发证书等于为学生授予一个头衔，不只是进入社会的入场券，而且还是终身能力的保证。那些被授予荣誉称号的“精英”，以言行举止证明自己与众不同；而那些被文凭制度所否定的人也承认这些证书的客观公正，接受这种符号暴力。借此，学校以隐蔽的方式，借由文化资本的再生产，完成了社会再生产。学校机构的背后是国家权力，国家是所有证书的担保者。学业荣誉是“国家魔法”。通过授予学业证书，学校参与了原本属于国家的对符号暴力的合法垄断，造就了一个国家精英阶层。而通过把合法化社会等级、维持社会秩序的工作委托给学校，国家则成为不在场的。国家越是不在场，学校自身的符号暴力也就越大，它所建构的社会等级也就越是得到人们的认同。总之，学校对文化资本的再生产与家庭内部经济资本的代际传递一起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再生产机制。

该书延续了布迪厄早期在《继承人：学生和文化》（1964）和《再生产：谈论一种关于教育体系的理论》（1970）等著作中从教育入手来考察文化资本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作用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