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色身份”是曲艺演员登台表演的基本姿态，也是其与戏剧及影视剧演员以“角色身份”进行“装扮”式“代言”表演的区别所在。尽管曲艺演员的“说唱”叙述有时也会模拟所述故事中人物的言行举止，但却不是对真正故事中人物的“扮演”式“再现”，而是一种“表现”性的模仿式虚拟演示。因而，有人将此类叙述之中有模仿亦即第三人称的叙述之中插入第一人称或第二人称的“代言”及“对话”性虚拟表演，称之为“说法现身”及“跳入跳出”。由于叙述性的“说法”占恒常式的主导地位而“现身”式的模仿起短暂性的辅助作用，并且往往一个人一张嘴可能要同时模仿多个人物，所以就要不断地“来回跳跃”即连续地“跳入”和“跳出”，以便“转换”和“闪回”。又由于曲艺的表演主要是通过口头语言的“说唱”式叙述，所以这里的所谓“跳入”式代言性模仿，也便主要通过语言来完成，因此，就要进行各种各样的“语言造型”。如模仿不同地域的人，通常会模仿那个地方的方音即变换口音，称之为“变口”。在北京相声等曲种中，此类表演技巧称之为“倒口”。当然也会运用不同的声音和语气等来模仿男女老少文武官商等的性别、年龄、职业、身份、性格、修养等人物的形象特征。

“口头语言”是曲艺表演的基本材质。由于曲艺表演的根本手段是语言性的叙述，听觉接受便成为艺术欣赏和审美完成的基本途径。即便是以演唱的方式进行叙述表演，也是唱腔不能遮蔽唱词，即唱腔音乐仅起包装和美化语言叙述的辅助作用。因而，在演唱方法上，要求要像“说话一样地唱”，称之为“说唱”。正因语言是曲艺最为基本的艺术材料，其质地即一定要符合听觉接受的便利，如果采用书面语言乃至生僻的词汇，将“妖魔鬼怪”说成“魑魅魍魉”，显然不能达致良好的效果。而几乎所有的曲艺品种，都是在不同地域及其人群的文化土壤中形成发展起来的，包括唱腔在内的艺术构成，具有各地鲜明的乡土烙印，葆有各自一定的语音、唱腔及唱词与伴奏的特有程式。这使方言土语成为曲本文学及曲艺表演的基本特征，综合性、虚拟性、程式性成为曲艺及其表演的一般特征。不只是不同的曲种要用形成地及流行地的方言及其方音表演，不同民族的曲种当然也要采用本民族的语言表演。绝大多数的曲种名称，因此也都冠以形成地的地名，曲种名称中的地名含义，因而不是指的行政区划，而是主要指形成地包括方言在内的文化渊源。

“说唱”是曲艺表演的主要方式。依据不同的曲种类型，而有“说”即包括了各种评书、评话和相声、谐戏类曲种的徒口讲说，“唱”即包括了各种唱曲类曲种等的演唱，“说唱相间”即包括了弹词、鼓书、宣卷、琴书等各种小书类曲种的连说带唱，“韵诵”即包括了各种快书、快板类曲种的似说似唱，共4种基本形态。

“叙述”是曲艺表演的根本方法。离开了各种“说唱”方式的语言性叙述，曲艺的其他辅助表演手段包括表情、动作、身姿、意态、舞蹈、杂技等，都会无所附丽。也就是说，表情动作、身姿意态及舞蹈、杂技等辅助性的表演手段，在曲艺中只有围绕并强化语言性主导的“说唱”式叙述才会具有意义，否则就是喧宾夺主甚至画蛇添足。

曲艺表演的具体技巧及要领，首先体现为曲艺说功和曲艺唱功，其次才是曲艺做功（包括部分曲种的舞蹈和杂技性技巧运用）和曲艺奏功（伴奏乐器的演奏运用）。其中的曲艺做功，除了表情、动作、身姿、意态，在有舞蹈性本体构成的曲种当中，也应包括“唱曲舞蹈”即舞蹈性表演的成分；而在那些杂技成分尤为明显的曲种如三棒鼓、各种花鼓当中，还应包括丢刀、耍棒、打连厢、舞花棍等技巧的特殊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