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它的起源，据英国学者M.达米特^[注]考证，最早可追溯到德国哲学家G.弗雷格的著作《算术基础》（1884）中对数字逻辑的研究。1967年美国哲学家R.罗蒂编著的《语言学转向》对语言哲学进行了系统阐述，使这一概念为学界熟知。

在语言学转向后，哲学不再被视为经验主义科学或是对现实世界的超经验主义探索，而是将其视为阐释语言系统中哲学概念的先验性及其相互关系的学科。在语言学转向的过程中，英国哲学家B.A.W.罗素、L.维特根斯坦及W.V.O.奎茵^[注]等在关于语言逻辑、语义生成及语言与事实关系的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推动语言学转向的决定性力量来自欧陆结构主义语言学家F.de索绪尔的研究。索绪尔通过对语言系统的共时性研究，表明语言符号之间的差异所产生的意义在人类的认知和概念形成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从而革新了西方传统中将语言视作概念的外在表达的哲学传统和语言的从属地位，使语言对现实的塑形机理成为哲学家关注的重点。语言学转向涉及对人类社会符号和表意体系的重新阐释和构建，标志着现代哲学方法论的根本转变，产生深远的影响。在语言学转向思潮后，哲学家很难绕开语言学或各类指意符号系统之间的关联直接去探讨哲学问题。

语言学转向随着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1921）一书的出版正式成为西方学界的重要思潮。20世纪二三十年代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家对形而上学思想的拒斥，加速了语言学转向思潮的发展。语言学转向在随后的普通语言哲学家的研究中出现新方向。普通语言学家不再拒斥形而上学思想，主张通过对现存语言系统进行分析的方式，而不是通过哲学知识体系本身的革新，来解决当代哲学问题。70年代，随着美国自然主义哲学的兴起，语言学哲学逐步开始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