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陕西省岐山县城北约7千米的凤凰山南麓，东距周原遗址约27千米、孔头沟遗址8千米，西距劝读遗址9千米，西北距水沟遗址17千米，属于广义的“大周原”范围之内。遗址北起凤凰山，南至樊村—祝家巷，西至庙王村—扣村，东到陵头村—曹家沟村。遗址中心区南北约2200米、东西约1700米，面积3.8平方千米。

20世纪30年代发现，2003年调查发现两片周人卜甲，共有刻辞55字，还发现数量较多的砖和瓦，以及数块夯土基址，2004～2011年持续性开展大规模调查和发掘。遗址可分为四期八段，年代从先周晚期延续到西周晚期偏晚。2003年调查时认为20世纪80年代文物大普查发现的樊村遗址、庙王村遗址、祝家巷遗址等应为同一遗址，遂以坐落于遗址中的周公庙（始建于唐武德初年的周公旦祭祠）为名，将其命名为周公庙遗址。有关部门为避免与周公庙古建筑群相混淆，改称凤凰山遗址。2006年，凤凰山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学界仍习惯称其为周公庙遗址。

共发现商周时期墓葬900余座，集中分布于陵坡、白草坡、折树棱、佛爷殿、董家台、樊村、江家沟等7处墓地。年代大多从西周早期延续到西周晚期。其中，陵坡墓地位于聚落最北端偏东部的山坡上，上下落差近百米，共钻探发现22座带墓道大墓与15座马坑，并发掘其中的18号墓和32号墓。墓葬绝大多数为东北向，墓道有1条、2条、3条、4条4种形制，斜纵向成列分布，其中10座带四条墓道大墓，这一发现填补了以往西周墓葬空白。该墓地是迄今所知西周等级最高的墓葬群，应为诸侯国国君以上家族的专用墓地。白草坡墓地位于遗址西北部山坡上，与陵坡墓地东西相对分布。先后钻探发现墓葬192座（其中3座为带墓道大墓），发掘7座。以中型墓葬为主，形成于先周晚期，延续至西周晚期。其余5处墓地分布在聚落东部和南部，多为平民墓葬。这些墓地均经局部发掘，所见墓葬特征均为无腰坑、无殉牲的周系墓葬。

周公庙遗址陵坡墓地（雷兴山、蔡宁 供图）

共发现51块夯土建筑基址，分布于周公庙两侧的山前地带，其中先周和西周时期夯土建筑的数量之多，仅次于周原遗址，还首次在该遗址发现了先周文化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发掘揭露1500平方米的大型夯土基址一处，清理50余块夯土基槽，始建年代为先周晚期或商周之际。壕沟4条，空间位置相同，大致上下叠压，均为东西走向，长约400米。壕沟始建于先周晚期，为整个聚落的环壕，西周中期偏早阶段废弃。

夯土墙位于遗址最北端山坡上，依山顺势而建，整体形状不规则，北、西、东三面墙残断，未见南面墙。现存长约1750米，其中西墙500余米，东墙残长850余米，北墙长350余米。西、北两墙呈锐角相接，东、北两墙顺山势弧形相接，东北角不明显。夯土墙所围面积约3.5万平方米。由主墙、基槽和护坡三部分构成，主墙为分段夯筑而成，用集束木棍夯筑，平均宽约4米，版筑夯层约10厘米；基槽分段开挖，亦夯筑而成，宽约5.8米，深约1.5米。从墙体规模、围墙面积及年代来看，应为陵坡墓地的围墙，或可称之为“陵墙”。为西周时期建造。

遗址的普通居址区可划分为三沟间、庙王东、折树棱、佛爷殿、樊村西、壕沟南、董家台、庙王南、庙王北等9个区域。手工业作坊包括铸铜和制陶作坊。铸铜作坊位于折树棱北，出土大量陶范与铸铜工具，是继洛阳北窑、周原遗址李家作坊之后，第三处正式发掘的西周铸铜作坊遗存。此外，在祝家巷北的一座先周晚期的灰坑内发现了数块陶范，首次确认了先周文化的铸铜作坊遗存。制陶作坊位于祝家巷北，共清理4座集中分布的陶窑，出土有陶垫、陶拍及陶器泥坯等遗物。

周公庙遗址是迄今发现西周甲骨文最多的遗址。在7处地点发掘出包含刻辞甲骨的堆积单位，初步辨识刻辞2500多字，是以往所见西周甲骨文总和的2.5倍。常见有“周公”“新邑”“文王”等卜辞。

周公庙遗址出土的“王季”卜甲（雷兴山、蔡宁 供图）

周公庙聚落从先周晚期至西周晚期的各阶段有较大变化，这一变化应是聚落内部的调整，聚落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的主体人群均未变动，聚落性质也未发生改变。生活在周公庙遗址的人群包括3个不同族群，分别为以姬姓周人为代表的西土集团、殷遗民族群及姜戎族，姬姓周人始终占绝对主导地位。遗址内由高级贵族、中等贵族和平民三个阶层人群构成，较高级贵族与中下层贵族及平民的比例为1∶5。各族聚族而葬，聚族而居，同时也分等级埋葬和居住。平民从事农业、手工业及参加军队等多种职业。经济上呈现出农业与手工业并存，分工合作的独立封闭的形态，手工业生产规模不大，应属“全面式”生产组织管理方式，工匠可能多为兼职生产者，既从事手工业生产，又从事农业等其他生产活动。

对于周公庙的性质，学术界有“王都说”“采邑说”“其他贵族家族说”等观点，一般认为是周公家族采邑。周公庙遗址是研究先周文化、西周“采邑考古”、西周甲骨文等重大学术问题不可回避的重点遗址。

周公庙遗址出土青铜器（雷兴山、蔡宁 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