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意指面孔，汉语中的相同用法还有“颜”“面目”等。由于这类词语大多用于指代人的面部整体特征及其表情，特别有害羞时的生理反应，如面红耳赤、面有愧色等，最终演化出的“脸”更贴近“品德”“名声”“声望”“名誉”“荣誉”“羞愧”或“无耻”等与个人道德、名誉有关的得与失；而“面子”更贴近于表面化、形式化或仪式化的一些行为特征。

在中国人的日常用语中，脸和面子混用的情况比较多，但不尽然，如“不要脸”无法在面子的构词中找到等值表述，这一点引发了学者有关“脸”与“面子”异同的争议。有学者将两者看成一种意思，也有学者试图加以区分。

脸面观之所以如此被研究者重视，其价值在于它常被西方人或中国人看作中国人性格的最重要特征。其源头可追溯到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1845～1932）于1894年所著的《中国人的特征》（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一书，作者将此概念比作解读中国人性格的一把钥匙。受其影响，其他学者对此都有呼应。如鲁迅提及的“中国精神纲领”、林语堂概括的“统治中国人的三位女神之一”等。而在西方学术界，德国社会学家M.韦伯的《儒教与道教》（The Religion of China: Confucianism and Taoism）一书认为，中国人强调的面子会导致人们缺乏普遍的社会信任；美国社会学家T.帕森斯则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中认为，儒学只关心现世行为和一个好名声等。

专门性的研究起自20世纪40年代留美的人类学家胡先缙，其研究重点是指出了脸的道德诉求和面子的社会地位意涵而显示的二者间差异。由此开启了后人的一系列研究，这些研究大致可归为4种研究取向：①20世纪50年代由美国社会学家E.戈夫曼从社会互动的方向提升而成的拟剧论。②人类学研究，如杨懋春、许烺光等偏向考察脸面的社会运行特点。③社会学或社会心理学本土化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如社会学家金耀基把面子分为“社会性的面”和“道德性的面”。成中英认为“脸”指个人为维持个人与社会的礼仪、礼节、风俗规范相一致性而戴上的保护性面具，而“脸”和“面子”的区别在于，“面子”是一个人尊严和社会尊重的上限；“脸”则是尊严和社会尊重的下限。何友晖则认为“脸”和“面子”没什么区别，在英文中都是“face”。④跨文化语言交际研究，将面子作为语言交际中的策略等。

20世纪90年代后，翟学伟通过对以往学者关于“脸面”研究的梳理，尤其通过对其日常语义的比较分析，认为脸和面子不在于其含义的相同或不同，而在于体现为从人格到关系建立上的连续性特征。从这一点来看，面子的形成来自脸的表达，已含有脸的含义，但作为一种外在形式，也可以与脸脱钩。据此，如何处理两者间的复杂关系是认识中国人脸面观之关键。

以连续体来构建脸面理论，脸可视为一个个体（或群体）为了自己或相关者的利益，在迎合某一社会圈内的共认价值时所诉诸的有利于自己或相关者的那些形象；而面子是互动双方对于脸的表达作出的评价，如吹捧、赞许、鄙视或羞辱等。据此可看出：①脸为个人的外显形象和表现策略。②其形象塑造依据要以其所处社会圈的期待为依托。③脸的表现如何最终在面子的有无或大小上得到反映。④正向的评定就是有面子，负向的评定就是没面子。给面子指无论个体呈现什么形象，都给予正向评价；不给面子是指无论个体呈现什么形象，都给予负面的评价。⑤一个个体（或群体）无论有无面子，都会有程度差别，如很有面子，有点面子，没什么面子及很没面子，由此构成人们日常交往中所形成的心理地位排列。而当脸面合成英语中的一个词“face”时，戏剧理论所展现的是脸面一致性的一面，并同西方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价值观相吻合，而中国人的脸和面子之间的复杂组合未必一致，对其的处理通常也叫面子功夫。

比较中国人脸面观研究与戈夫曼的拟剧论，其区别是前者的复杂组合表明了脸面关系中所存在的异质性，而后者在“face”含义中所建构的只是其同质性的一面。通常，同质性的理论只能解释脸面表现相一致性方面，却不能解释脸面表现不一致方面，前者体现了自我和表演的重要性，后者体现出社会赞许及形式化要求的重要性。唯有理解这一点，才能看出用拟剧论在解释脸面观上的局限性。

有关脸和面子的研究，更应该从隐喻上把它看作一种认识社会现象的视角和框架，这正是拟剧论的一个贡献，而不只是将其限定在体现中国人的特征或者社会行为模式方面。虽然这样一种认识视角和框架源自中国，但在理论解释上却不局限于中国人。很多时候，看待其他社会成员的行为表现也会用到这一视角和框架。